「悲欣交集」的會遇 ──陳玉峰教授《印土苦旅：印度．佛教史筆記》讀後
釋傳道
接獲陳教授厚厚的文稿及索序的邀約，內心實則亦喜亦憂。喜的是這本陳教授在沉潛「閉關」後所集出的作品（雖然他謙稱只是「筆記」、「備忘錄」），不但與佛教有關，自己還有幸得以先睹為快。自己雖不至於「日理萬機」（感謝陳教授如此體諒），但時間卻不免為寺務、教學種種所切割，只憂心因而延遲了出書的時間，那就太對不住作者與讀者了！儘管陳教授直說不急、不急，可是儘快完成「心得報告」的承諾，還真讓自己有一點內外煎熬。
個人的時間容或有限，然而隨著文字步入陳教授生態思惟的世界裡，還是幾度為其震撼而澎湃不已！及至閱畢全文（很抱歉，礙於時間，第四篇僅能約略瀏覽），內心的感受依然只能用「悲欣交集」來形容！
記得施並錫教授在其著作《臺灣牛的心聲》〈自序〉中，曾剖析臺灣人的族群性格，言其具有「勤奮、溫和、侵略性不強」的優點；但在歷經不同殖民統治的更迭之後，卻也醞釀了三種負面性格類型：
甲類型──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死活型。（目光短淺，只重近利、不管大局者當亦屬之）
乙類型──後知後覺，不辨是非善惡型。此類型的人，「好騙難教耳孔輕」。
丙類型──寡情薄義，有小聰明而無大智慧。此類型的人，「貪財怕死愛面子」。
對於施教授「愛之深、責之切」的評語，從事社會教育與社會關懷多年的筆者，亦頗有深刻的體會，料陳教授亦復如是。然在此等負面氛圍的熏陶下，猶能孕育出如陳教授、楊教授、施教授等敢於說真實語而不怕開罪於人的另種類型，誠屬非易！因此對陳教授文中的慷慨直言，讀來別有惺惺相惜之感，尤其是從字裡行間流露出的真性情（某部分筆者所見容或不同），與對臺灣的土地之愛（臺灣山系的陳列，在他的意象中竟如佛涅槃相之圓滿莊嚴），更是令人動容！在投入生態、環境、社會關懷多年之後，陳教授而今又思「由文化、價值、意識、哲思面向切入」去尋求改變之道，甚而願意「徹底歸零」以深入佛法，並於如今提出他的第一份報告，斯人之有心，直令人感佩！──此為筆者之所欣。
筆者悲的是，如同自己援引印順導師之言而一向所大聲疾呼的：佛弟子不該為了自身的名聞利養、為了自家教團的擴張而開山闢地、摧毀山林、破壞生態以建寺，陳教授文中亦對佛教界若干「直接參與摧毀國土生界的行徑」，「欠缺對全面摧毀山林土地的道場口誅筆伐，更坐視此等山頭主義鯨吞蠶食自然、人文暨經濟資源」，「卻無法承擔真正菩薩道的淑世作為」，乃至未能針對現代社會的環保議題，提出古典經論的新詮以適今頗有微詞。我雖未破壞生態環境，然生態環境的破壞者之中，卻有我的同門！每思及此，便感痛心萬分！何以至此？說穿了，就是私欲和無知作祟！智者之學的佛教，竟仍無法扭轉臺灣人負面的族群性格，以致佛教界竟被陳教授形容為「唯心主義超強」（或可解讀為「光說不練」的同義詞），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一個「真誠的」佛弟子悲哀的呢！（不真誠的，大概會覺無關痛癢吧！）
大抵越是晦暗的時代，就越有可能「逼」出反省力強的宗教家提出回應時代議題的理論或主張，如「眾生平等」論，初始也是因為印度社會嚴明的種姓制度，造成不同階級、種族之間極度的不平等，佛為打破這樣的不平等，故而唱言「眾生平等」。「眾生平等」，是講眾生的生存權平等，道器平等──不論貴賤、貧富、男女，只要依法修道，都有證果解脫的可能。此一論點的提出是發自出身王族的釋迦佛，而非來自階級底層的要求平等，這是如何珍貴而難得！「眾生平等」，在佛世有其時代的對治意義；然「佛性論」、「草木有性論」在那個政治動盪、社會不安、人命被輕賤的時代被提出，難道沒有一絲時代意義在裡頭嗎？這是值得發心去考察的。
又如文中提到太虛大師為改革度鬼度亡、專重經懺的中國佛教，遂提「人生佛教」以為對治。印順導師則因佛教的神（天）化益形嚴重，故而進一步楬櫫「人間佛教」，以闡明佛出人間的真義；並揭示即人身發菩提心、修菩薩道成佛的人菩薩行，方為時代之所必需（詳請參見印順導師的《佛在人間》）。「人間佛教」的時代適應性或者無庸置疑，且廣為各大山頭所引用，然其實質內容卻各自不同；或許唯一共同的竟是為適應「溫和、侵略性不強」的臺灣人，而開展的種種「易行方便」當道。這固然可以理解為：佛教為了普及化不得不然的俗化、淺化，而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菩薩道，也確乎不是人人所能即知即行、一蹴可幾的，必得透過深觀緣起的性空慧才有可能。
關於緣起論，陳教授在文中質疑：佛陀時代，印度的自然環境、自然生態運作，並不構成保育或環保問題，何以筆者在1995年承辦「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時，於主題演說中斷然宣稱「緣起觀」是「佛教環保的理念根據」？雖然陳教授在後文亦肯定：「以現代生態學研究的內涵或學術建構的核心議題而言，『緣起』論正是物物相關、生物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複雜因果關係的綜合性或化約的，最佳提綱挈領的歸納講法，無論由宗教或自然科學的角度，全球迄今為止，那一種宗教理論可比得上佛法緣起論之與生態的緊密契合？」唯筆者似有再為文說明緣起深義及與菩薩精神之相關的必要。
「緣起」，或許為大家所耳熟能詳，而意解為：凡事物之成立皆有其緣起。即連佛世以多聞見長的阿難，都以為緣起是很好懂的，佛卻說：「此甚深處，所謂緣起。」緣起是：「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的，佛教不共世間其他宗教及科哲學的特質所在，正是緣起。緣起何以甚深呢？且依印順導師歸納的「三重因緣」來作說明（詳請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成佛之道》）：
一、「果從因生」：是說現實世間的一切存在（果）──內而身心、外而器界，大至宇宙、小至微塵，莫不依因待緣而存在（有）、而現起（生），絕非無因無緣、憑空而生（偶然，大抵是知識的不充分或不徹底所得出的結論），或自己如此、本來如此的。因與果是相對的存在，對果說因，但所依的每一因又依其他的因緣關係而存在，無有單獨存在的唯一因或第一因。如土石流（果）之所以產生，主要因山林生態被破壞，再加上豪雨為助緣，土石不斷被沖刷，終至超過它的承載負荷，於是整個傾瀉而下。而山林生態的所以被破壞，統而言之，即要歸結到人類的利欲薰心以及對自然的無知，於是而有來自政治的錯誤政策，有來自民間的不當開發、不當墾殖，有來自個人的不當消費等重重層層的因緣。每一因緣再仔細推究，又依無數的因緣而生，因緣與因緣之間，環環相扣，彼此連結成一
個錯綜複雜的因果網絡。
二、「事待理成」：這要比上一重的「果從因生」深刻一些，是說一切事象的存在，雖然皆從因緣生，但從某因某緣和合定生某果，卻有一必然的依循法則。這一必然的法則，即緣起的定義：「此（因）有（存在）故彼（果）有，此（因）生（現起）故彼（果）生。」因果的所以能成為因果，即離卻不了此一定律，佛說它「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而是「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法則）常住，法住法界」的。意思是說：這緣起法，不是佛陀或任何人所創造出來的，無論佛陀是否出現世間覺證他、宣說他，他都如此，而有著本然性、必然性與普遍性。如上所說的種種因緣造成自然生態的被破壞，自然生態的被破壞與土石流，此因到彼果之間即循著一必然的法則在發展。而這一必然的法則是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外，只要造作「此」因，必然產生「彼」果的；是因存在、所以果存在
，因現起、所以果現起的──此即「事待理成」。
三、「有依空立」：有是存在，空是不存在。空與無，中文的意思相類，但梵文卻不同。無是沒有，空的義涵則重於否定──對我們尋常知識所認知，以為有一自有、獨存、常住的自體的否定；易言之，空，即無自性。自性，有自有自成的意思。以土石流為例，我們依於現實經驗，再經上述的分析，即知其非自有自成，而是依眾因緣和合而有的；依眾因緣和合而有的（即非單一的存在），即受眾因緣所決定、所支配，而有著變化的可能性，所以亦非常在的。不是單一的存在（獨存），不是常恆的存在（常在），不是自有自成的存在（實有），即言其無自性──空。這所以依因緣而有的，亦必依此因緣的離散而歸於無，故說：「此（因）無（不存在）故彼（果）無，此（因）滅故彼（果）滅」。這個滅不僅在因緣離散時知其滅，甚且在因緣現起的當下，就知其了無自性可得（即無生）。
所以存在的一切，只是生而又滅、滅而又生，生滅不已的集散現象，並不是有一個實在的東西在那裡真生真滅；而只是因緣和合、假名為生，因緣離散、假名為滅，一切一切就存在於這種無常變異、新新非故的生滅之中，而究其當體，則是本不生滅、自性涅槃（無生）──這緣起無自性（空），即緣起論的最深義。
依緣起以觀世間，不論自、他，心、境，物、我，一切一切無非前後相續，輾轉相關，相依相待的存在。人類與生界的一切鳥獸蟲魚、自然生態，陽光、空氣、水……，與其居住的環境、生存的社會等等，皆存在於這樣的緣起網絡中，所以個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環境，個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生態，個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社會，個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空氣品質，個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氣候……反之亦然，這與現代所講的「蝴蝶效應」原理有一點近似（不過後者只講到單向的影響）。所以，緣起論實為生態環保最有力的理論根據，而不單是佛教的，更不單適用在生態保育、環境保護上。
然而佛說緣起，到底是以有情（有情識的人類）為中心，而為其開示世間生死的實相──無常苦迫（佛教並不否定世間有相對的快樂存在，唯因其無常變易故，說世間是苦），與造成苦迫的正因；進明此苦是可以息滅的，只要依佛說的滅苦之道而行，即可達到煩惱眾苦的寂滅（名為涅槃），這樣的真實諦理（此即四聖諦──苦、集、滅、道）。佛說的因果，亦重在說明人類思想與行為之間的因果律。為何以人類為中心？這不是人類本位主義，而是因為世間一切的問題，都因人類而有，所以要解決這世間的一切問題，非從人類教育起不可；而要改變人類錯誤的行為，又非從思想上導正淨化不為功，「心」的地位因此顯得無比的重要。佛法說：心是一切善惡染淨行為的主導者，人類的心力最強，有心造善，可能上升極高；存心作惡，也可能下墮極深，是故佛法重於從「心」出發去改變一切
，而絕非唯心論者，也不主張心做好就好了。
既然行為來自思想，思想主導行為，那思想的建立是太重要了！所以佛說的滅苦之道──八正道，為首的就是正見與正志（正思惟）──慧的修習。正見，淺一些是正見人生的意義及所應遵循的正道，深一些則是正見生死流轉與還滅解脫的緣起與四諦（詳請參見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正志，則是對正見所確知的，作更深入的思惟，進而引生志願，立意求其實現，從而改變自己不確當的言語、行為及經濟生活（職業與消費）等等。正見或者還只是觀念而已，但是這個觀念卻深刻到能起正志、正行──自己非按照所理解的去實踐不可！回應到陳教授所慨言的：「當今的佛教界何以無法承擔菩薩道的淑世作為？何以菩薩精神用不出來？」這亦是常在筆者心頭的隱憂──因為現代佛弟子的正見普遍未建立，佛法真義未顯揚！
菩薩所以能不畏生死、不急自證，又不退初心地修菩薩行，正見緣起（無自性空）的智慧是最重要的關鍵。佛即曾對阿難說：「我多行空」，可見緣起空觀與菩薩行的深切關聯。然而佛世因時代風尚所及，弟子卻多修聲聞行（聞佛音聲言教而修行），以求自身生死煩惱的解脫；發心成佛的，也僅只彌勒菩薩一人。經上說彌勒菩薩的最初發（菩提）心，比釋迦菩薩早了四十餘劫（劫，梵語劫波，古印度的時間單位，泛指極長的時間），卻比他晚成佛。這是因為彌勒菩薩重在行慈心「施與安樂」的易行道（重自利，攝取佛國淨土），而釋迦菩薩重在行悲心「濟拔眾苦」的難行道（重利他，悲濟一切眾生）。志性堅毅、難行能行，固然令人讚仰，而可以滿足眾生對菩薩的要求；但是對於根性怯弱的眾生，佛也不曾捨棄他，反而慈悲地施設方便易行法門，以攝引他們來修菩薩行。待其信解根深
，自能步上佛法的正常道（難行道），發出濟世利人的力量。要是初發心即要求其效法布施頭目腦髓的甚深行，恐怕十個人發菩提心，會有千百人跑掉──嚇跑了！
世間凡夫，終其一生，追求的不外乎名、利、情；但是菩薩行者，他的志向卻迥然異趣！名、利、情或者也曾短暫的眩惑他，然而他內心卻始終有一種聲音在呼喚他，讓他不在順境中忘失，不在逆境中沉淪。在順逆境界的交相錘鍊中，他慢慢明白，世間的名、利、情，也是「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無別事」而如幻如化的。於是他記起自己「世世常行菩薩道」的誓約，他記起自己「度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的理想，他記起自己該將全部的能量，用來為「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而努力。這所以他在難行時選擇不退怯，難忍時選擇不拂袖離去，此即菩薩修忍度的真義──堅持：堅持不因眼前的順逆境界而動搖意志，堅持不因外來的打擊磨難而改變初衷。菩薩，他就在因緣的深觀中了達一切，而終能安心地堅定地朝著自己的理想前行。菩薩精神，是人性的光輝發揮到極致的展現，他深深地鼓舞著筆者，相信他也會深深地鼓舞陳教授以及所有在理想中挫敗的人、所有為斯土斯民付出心力的人！
對於陳教授文中提到，印度哲學、佛學或宗教史，罕見其探討自然環境及生態系對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影響，這一點發現頗有意義。幾年前，在介紹印順導師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時，讀到導師所寫對於思想與環境之間的關聯，內心是頗為驚喜的！如說：思想的啟發者，從山林修持中來；義理發達而形成學派的，在都市。（頁225）
「祕密大乘」盛行於東方，即使四聖地都在東方，也不等於是「發生的場所」。……（「祕密大乘」）傳出的地點，不限於一地，主要是山林、溪谷，適宜於瑜伽者修行的地區。平地與都市，那是理論發達，發揚廣大而不是創發者：這是「佛法」，「大乘佛法」，「祕密大乘佛法」所共同的。」（頁393）
又如「大乘佛法」起於南印度，而向西向北（印度）宏傳，但何以南方多說「空」，（西）北方卻重「有」？這應該也與當地的自然風土及人文密切攸關，值得佛法的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喜見陳教授為宗教、哲學思想的研究，開了另一扇窗：加入自然環境的影響因子；至於研究的態度與方法，筆者則十分贊同陳教授所言的「徹底歸零」。這一點，印順導師亦特別為文申明，應「以佛法研究佛法」（詳請參見印順導師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如何以佛法研究佛法呢？簡言之，在態度上，應以信仰的心來研究；在方法上，則應把握佛教思想、制度在前後延續中的無常流變（豎觀），及與當代當地一切思想、文化的輾轉相關（橫觀），並將該思想、制度還原到當時當地的時空環境去研究、去理解，而非以現代的觀點，預存立場、見解地去詮釋，這樣才能正見經論的本義，而所研究出來的佛法，也才不致於是違反佛法的佛法。期待陳教授可以由此發掘「莊嚴國土」的真義及新詮。
陳教授想藉由閱讀藏經去研究佛法，是值得肯定與讚賞的；但若要對整體佛法有明晰又深入的宏觀，筆者會比較建議陳教授先從印順導師的著作入手去研讀，再深入藏經，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末了，祝願陳教授及一切有心深入佛法者，皆能從佛法中找到蛻變與新生的力量！
2009.11.08書於妙心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