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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以來 一人而已
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藍吉富
聽到印老辭世的消息時，內心陡然浮現「大哉死矣，君子息焉」八個字。這是故友張曼濤教授在一九六六年為追悼鈴木大拙逝世所撰文章的標題。我覺得用這八個字來形容印老的辭世，印老也是當之無愧的。
大約十幾年前，在不祇一次的演講內容中，我曾用「玄奘以來，一人而已」的話來稱譽印老的佛學成就。這當然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讚美之詞，主觀的感覺成分較濃，並不是作過嚴密學術分析之後所下的精確判斷。因此，話傳出去之後，固然有人拍手贊成，但也有人不表同意。這樣的反響，自在意料之中。應該怪我沒有把話講清楚，不能怪那些不表同意的學界友人。
精確的說，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這樣的：「在中國佛教史上，唐代玄奘以來，弘揚印度佛法最卓然有成的大德，印老當是其中第一人。」
玄奘的佛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龐大的譯經事業、促使法相宗形成、與佛學人材的培植，而這三項都與弘揚印度佛法有關。譯經事業是印度佛法的移植；法相宗的成立其實就是印度瑜伽行派佛法的輸入；而玄奘所培植出來的佛學人材(如：窺基、普光等人)也大多是印度佛學的專門人才。
印度佛法是中國佛學的根源。玄奘發心前往印度留學的原始動機，以及回國後的事業核心，其實都是為了確立純正的佛法。而他心目中的純正佛法，根源是在印度的。因此，確立佛法的基準，應該是玄奘一生事業的焦點。
「佛法的基準應該深入印度經論中去尋求」，這樣的看法在玄奘以後的中國佛教界，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有些宗派是以祖師體驗或祖師的新看法為基準的。中國佛法逐漸發展的結果，距離印度佛法似乎有愈來愈遠的趨勢；這樣的趨勢尤其在宋代以後，更為明顯。
印老的佛學研究方向與玄奘大體類似而不全同。類似的地方是「回歸印度」的正法追求傾向。不同的是，他所宗尚的是與瑜伽行派對立的中觀學派，以及原始聖典(《雜阿含經》)。
促成印老回歸印度去尋求正法的原因，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是衰微不堪的。印老發現到當時呈現的佛教與經論所載有明顯的不符。他開始尋求正法，因而逐漸回到印度經論義海之中。
所以，印老所掌握到的佛法基準點是源自印度的。他的「反(漢傳)傳統傾向」的立足點即是印度佛法。他所反對的，就是中國佛法的異化或劣質化，他一生所締造的，堪稱「博大精深」的佛學體系，應係肇基於此。
從玄奘之後的中國佛教發展史脈絡來看，學殖優渥的名家，當然為數不少。但是多屬偏於宗派的祖師或大德。真正直探印度佛法底蘊的人甚少，發揚自宗宗義的比較多些。
民國以來的佛學名家，其佛學成就具有「博大精深」氣勢的人不是沒有。太虛、呂澂二人即讓人有這樣的印象。不過，太虛一生的志業是立功、立德、立言三者並重的。他不是一個專業的佛教研究者。又加上五十九歲即告去世，因此，儘管他確具有思想家的學術功力與學術智慧，但是在佛學成就上，比起印老，仍然不如。
至於呂澂，在佛學界成名早於印老，精通多種語言，具有成為卓越佛教學者的條件。可惜的是所處的時代環境無法容許他安心地研究與出版，因此，雖然他在九十幾歲時還耳聰目明，但是，他在六十五歲之後，悄再也沒有重要的新作品出現。
相較於呂澂，印老是幸運的。他的年紀愈大，在台灣所受到的尊崇愈高，著作環境愈好。更奇特的是，他雖然身體孱弱，但是生命力悄堅粗無匹。他享有罕見的百歲高齡。在六十五歲之後(七十歲之前)，先後有《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國禪宗史》、《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等書出版。七十歲之後更是佳作頻出。《如來藏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度佛教思想史》、《華雨集》等書，都是七、八十歲高齡時所出版的。
算一算他與呂澂的著述歲月，便會令人覺得驚訝。他與呂澂同享高齡，但是，他在呂澂停筆(六十五歲)之後，居然還多出二十幾年的時間繼續研究與出版。
除了享有高壽及時代環境等外在條件之外，促使他能夠「寫到寫不動才停筆」的原因，當是他的信念與毅力有以致之。關於他的信念，可以用他勉勵證嚴法師的六個字來說明，這六個字就是「為佛法，為眾生」。關於他的毅力，可以用他周遭的弟子們描述他晚年著述狀況的話來理解：
「導師(指印老)總是經常在研讀，在寫作，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就去休息。常常看到他在休息過後，一起身，又再看書、寫作。」
這就是印老的晚年。寫到寫不動才停筆的晚年。要瞭解印老的思想，當然要看他的著作。但是，如果能多聽聽他平素生活的點點滴滴，當更能讓人理解一個「從平凡中孕育偉大」的弘法者是如何形成的；也更能讓人打從心裏，對印老之光風霽月的人格，與「為佛法、為眾生」的胸懷更加歎服。
（轉載自《佛教弘誓電子報》第1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