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創傷變成力量
 ──從電影《名畫的控訴》談心理創傷治療

侯宜君



  


  
我來這裡才發現有兩個奧地利:一個反對歸還畫作給納粹受害人,另一個認同奧地利猶太人被迫害,希望能彌補他們。
  這是歷史上重要的一刻,昔日的傷痕在正在追尋此刻的正義,有人在剝奪他人的人權,迫害他人,抄家滅族,掠奪他們的家產、生計、他們珍愛的物品,請求大家秉持奧地利精神與人性,承認錯誤。
  ∼瑪麗亞(摘自英美合拍之電影《名畫的控訴》對白)


昔日的傷痕在尋求此刻的正義
  《名畫的控訴》這部電影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納粹勢力迫害的瑪麗亞,雖然最後順利逃亡但當年由名畫家克林姆為其嬸嬸所畫的肖像〈艾蒂兒肖像畫一號〉,卻輾轉被沒收,成為國家藝術品,展示在奧地利美術館。瑪麗亞找來律師對奧地利國家美術館提出告訴,希望能夠拿回屬於自己的家族財產與還她公道。
  本片是真人真事改編,由於〈艾蒂兒肖像畫一號〉當時已經是奧地利美術館的鎮館之寶,這場官司足足打了六年,奧地利法院才宣判作品歸還給家族之合法繼承人瑪麗亞。
  這部電影有一句對白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瑪麗亞去奧地利公開演講時,為自己想要回這幅畫的動機詮釋,她鏗鏘有力的訴說:這是昔日的傷痕在尋求此刻的正義!我內心深受撼動;在我們台灣這片土地上,傷痕猶在,而此刻的正義尋找到了嗎?
戰爭往往會造成人們的集體創傷,但越不談,越緘默,創傷並不會就此消失。瑪麗亞一開始拒絕參加藝術品返還會議演講的原因,在於她不想再回到當初被追殺,被抄家滅族的地方;當年遭受迫害所造成的創傷記憶可能再次重現,內心深處封存的深刻記憶會再次瓦解,她所受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納粹不僅洗劫和摧毀了她的家族,若這次的家族作品無法取回,等於否認自己所經歷過的一切,等於將自己從歷史上根除。

心理創傷與延遲初發的創傷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創傷類型包含很廣,可能有童年時期所遭受的身心虐待、性侵、家暴、目睹死亡、目睹暴力、經歷戰爭、自然災難如:地震或海嘯、浩劫餘生的災難如:氣爆、火災等等。
  創傷症狀發生的時間點也可能因人而異,有些人在經驗創傷後並沒有出現急性創傷壓力症狀,有些人的急性壓力症狀持續一個月以上,演變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有些人的創傷記憶被深深的存在腦海中,當某一個契機或時間點,當遭遇另外一個壓力事件或是再次回到相似的創傷場域時,可能會觸發延遲初發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時間間隔可能長達六個月以上,甚至數年到數十年。
  像是電影中的女主角瑪麗亞,當她再次坐上飛往奧地利的飛機和回到過去生長和經歷戰亂的地方,那些回憶就再次侵擾,激起她戰或逃的反應。如同「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描述的主要症狀:包括惡夢、性格改變、情感解離、麻木感,情感上的禁慾或疏離、失眠、逃避會引發創傷回憶的事物、易怒、過度警覺、健忘和易受驚嚇(症狀描述,引自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她很害怕再度體驗多年前的創傷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回憶或夢境,類似情境所引發的強烈心理痛苦或生理反應。
  創傷反應並不一定當下就會呈現出來,這狀況像是韓國講述光州事件的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當韓國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武力鎮壓,有位金四福計程車司機,他勇敢的幫助外國記者在槍林彈雨中衝出重圍,拍攝光州事件的真相傳給國際媒體知道。然而,實際生活裡面,據說這位金四福司機在事件發生後常常喝酒,四年後就因為肝癌過世了,創傷事件帶來的影響不言可喻。
  因此,創傷的心理治療很重要,能在安全的情境下,透過穩定的治療結構(穩定的時間和空間也屬於治療性的一部分),來涵容個案內在心理現實所重現的巨大恐怖和創傷,並透過治療師的回應與支持,讓個案在安全的情境中進行創傷重演。

藝術治療可以為創傷做什麼?
  創傷記憶必須再被經驗才能改變,需要在安全的情境中再次經歷恐懼,以降低對創傷的反應,並幫助個案形成新的敘事和意義,將創傷記憶發生的時間、地點對應或類化至生活中(Foa & Kozak, 1985)。而學習忍受強烈恐懼和創傷事件造成的情緒反應的能力,是復原的重要關鍵(Rothchild, 2001)。
  安娜佛洛伊德曾經觀察倫敦大轟炸時,嬰兒與母親的反應,她發現母親對戰爭的反應,決定了孩子的反應,如果母親是平靜的,孩子就會很平靜,能在母親的懷裡安然入睡,即使是在大轟炸的逃亡狀態中也不感到恐懼。
  治療師在創傷工作中的角色就如同戰爭時候母親所提供的穩定回應,能讓個案重新解構和形成新的內在意義,即使外在現實如同戰爭般殘酷恐怖。
  創傷是一種感覺的經驗,而不是認知的經歷,記憶無法以語言的形式連結到脈絡組織,需要在象徵知覺的形式中被修正以及外化。心理治療介入必須包含能開啟創傷感覺經驗的方法,因此藝術治療有別於其他以口語為主的心理治療方式,可以提供安全的媒介來溝通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內容,提供創傷經驗一種語言,外化而具體的象徵性表達,讓個案在感覺運動層級經歷創傷,然後轉移到象徵層級知覺圖像的表現(Mihaescu & Baetting,1966, p.246)。藝術治療師在創傷工作裡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安全的見證者,經歷創傷的個案整理自己的內在化為藝術創作,作品作為過渡性客體,與藝術治療師共同進行創傷見證。
  當創傷沒有被處理,很可能化為其他的形式在生活中重現,像是《花漾奶奶秀英文》這部電影裡面的女主角,她在十三歲的時候曾經被性侵和強迫擔任日軍慰安婦,成為倖存者活下來後。她每天都到政府機構投訴居住環境中的小事,這位奶奶到處投訴各種不滿,一年多達八千件。其實這就是內在攻擊驅力的轉移,她是透過小小的攻擊,不斷的演練對不公不義反擊的力量,因為她當年受害時才十三歲,實在沒有力量,連自殺都沒死成。這種到處投訴,攻擊的趨力,無人理解,無人見證,無人認同,直到她終於有機會能站上國際法庭發聲的時候,她苦練英文,希望能述說自己過去的創傷,這也是這部電影英文片名叫做「I CAN SPEAK」的原因。她想要訴說自己多年的委屈不平,壓傷的蘆葦,她不折斷,我能為自己發聲。她從不敢開口,到能面對,到終於可以抬頭挺胸,直到創傷變成力量,可以到處去國外演講,真正的發聲。

直到創傷變成力量
  Szekely(1978)認為近親或密友的死亡或是其他歷史性事件,會導致個人的自我形象修正,將事件轉換成個人歷史的紀念碑,成為潛意識,不受時間影響,永久的自體表徵與客體表徵,並伴隨著渴求的期盼感受。
  戰爭的磨難固然能造成深刻的心理創傷。但有人能透過行動帶來撫慰的力量,像是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在亞洲的首演就是如此,當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板東俘虜收容所所長松江豐壽讓戰俘可以辦樂團,充分體現了貝多芬將德國詩人席勒(Fredrich Schil)詩歌譜曲的意義,歷經磨難之後得到自由的喜悅,大家不分族群都是兄弟。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能有創傷經驗,也許我們都是行走的傷者,但創傷治療的重點在讓受創者明白不是你的錯,重新尋找意義,抒發壓抑的情緒,表達悲傷與哀悼,產生新的行動,讓行走的傷者也能成為助人的力量,為創傷的過去帶來撫慰和希望。讓我們期待,即使是在創傷的紀念碑下,點燃靈魂裡的火把,天總是攏會光,直到創傷變成力量!

參考資料:
災難與重建:心理衛生實務手冊。心靈工坊出版社,2001年9月。
藝術治療:心理專業者實務手冊。學富文化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