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國時代的佛教社區
 ──寺內町(下)

 

藍吉富

 

 

五、寺內町的時代與思想背景


〔戰亂社會中的百姓須要庇護〕
  日本的戰國時代,是中央政府
(室町幕府)喪失掌控全國的能力,因而群雄割據、戰亂頻仍的時代。傳統的統治秩序完全瓦解,日本史家乃謂之為「下尅上,乃至上尅下」的時代。
  這一時代日本的動亂,連全國的文化薈萃之地
(京都)都無法倖免。應仁之亂(1467-1477)就是以京都為戰場的戰事。此一戰役,使京都的公家建築、宅邸、佛剎、神社等大量文化產物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從而群雄割據、以下犯上的戰事層出不窮,戰火遍及各處。這樣的局面,總共延續了百年之久。
  在這種亂世裡,最無辜、而且無助的,當然是下階層的老百姓。戰火頻仍、社會脫序,使他們幾乎無法自存。因此,這時如果有人能夠提供一個安定的營生環境給他們,當然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好事。
  真宗的寺內町,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為本宗信徒所營造的安全的、可以營生的自治性社區。

〔平民崛起的風潮〕
  戰國時代的時代特質,如前所述,是被史家稱為「下尅上」的時代。這種「以下犯上」的風潮,正是傳統日本政治倫理的反動。原本是在下位者應該忠於上位者,家臣必須效忠主君……。這樣的倫理到戰國時代完全瓦解,取代它的是典型的「弱肉強食」律則。誰有能力,誰就可以犯上作亂而取得利益。道德、情義與傳統倫理在這一時代的政治環境,是罕見有人重視的。
  這種以下犯上的具體事例,為數甚多。像幕府將軍足利氏被大臣細川氏奪去統治大權,而細川氏的權柄又被部將三好氏所奪。接著,三好氏又被部下松永氏奪去。像這樣,下屬取代主君的事例,在當時真是層出不窮。透過這樣的以下尅上的奪權行徑,全日本的政治生態乃告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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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以下尅上」的風氣,十五世紀的日本學者一條禪閣兼良
(1402-1481)有另一種詮釋。他以應仁之亂為例,認為在戰事之間,真正破壞京都之文化產物的罪魁禍首,應該是當時從各地被徵召來參戰的「足輕」。所謂「足輕」,是指武士之下的步卒。他們原是農村之中的農民。被徵召來參與戰事之時,由於人數多,身強體壯,加上不太遵守紀律,於是在戰爭之中往往燒殺掠奪,胡作非為。由於當時武士的素質太差,乃使足輕的影響力更形凸顯。
  一條禪閣兼良以為「這便是下尅上的世道」。意思是說,在社會上原來居於最下位的足輕,將傳統日本的秩序完全打亂,於是最下層的足輕對日本社會、文化、歷史也成為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
(1866-1934)在評述上述史事之後說:

「應仁時代可以說是對整個日本有種種重大關係的時代,特別是平民實力興起的最重要的時代。從平民看來,(這是)最應謳歌的時代。」7

  縱觀日本戰國時代前後,此起彼落地發生在日本各地的「土一揆」、「一向一揆」、「德政一揆」等暴動,其中主力都是下階層的農民。所以,內藤氏以為戰國時代的先聲──「應仁之亂」象徵著日本歷史上平民實力的崛起,可以說點出了這一時代的一項歷史特質。
  採用自治式經營的寺內町,所聚集、安頓的正是下階層的老百姓。真宗所推動的「一向一揆」與寺內町的形成,應該是順應當時日本之平民崛起風潮的歷史現象。
〔農村自治組織的影響〕
  自鎌倉時代
(1185-1333)末期以來,到戰國時代結束之間,日本有不少農村自治組織出現。這是莊園制度解體之後所出現的農村居民共同體,名稱有「惣」、「惣中」、「惣莊」、「惣村」等多種。
  在日本的農村發展史上,這種自治組織的出現,也象徵平民勢力的崛起,與前引內藤湖南所提出的「足輕」出現的歷史意義類似。它的主要特質如下所列:

(一)「惣」是一個或數個村落所形成的自治性結合。

(二)在這種自治性的農村結合體制之下,有它所屬的財產(「惣有財產」),有內部的成文法規或習慣法(稱為「置文」或「掟」)。對犯法者有一定的制裁措施,謂之「自檢斷」。

(三)村內的神社或寺院,是「惣」之共通精神支柱。有些「惣」內,也有神社的信仰組織,謂之「宮座」。

(四)「惣」的領導階層有「乙名」(略似族長)、「年寄」等等。雖然有領導階層,但是在做重大決策時,是全體成員在神明之前做成決定的。

(五)「惣村」、「惣莊」結成之後,便具有對外爭取權益的力量。可以向莊園領主爭取減免剝削;在亂世,也可以較有力地抵禦外力的入侵,或與鄰村爭奪權益。

  像上述這些特質,雖然與寺內町不盡相符,但是也有幾分相似。至少,其中「由下階層民眾所組成的自治性、防禦性結合」,以及「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這兩點,與寺內町的形成特質頗為雷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寺內町的形成助緣(觀念的、或組織內容)之中,有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這種自治組織的薰染。
〔淨土真宗教義的平民化傾向〕
  真宗是最接近基督宗教之「信即得救」特質的佛教宗派。該宗的「一念
(信心)發起,平生業成」、「機法一體」(眾生的信心與彌陀願力,在「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之中,融為一體。)都明白顯示出這一特點。
  這樣的信仰,不須要理解繁瑣的佛教教義,不須要下苦功修行;不須要以大量金錢去奉獻寺院以累積功德;對於亂世之中,沒有機會受教育、沒有機緣去自力修行的平民階層而言,真是最適合不過的一種信仰。因為,這種教義,讓信徒內心沒有包袱。沒有「無法深入經藏」、「無法自力修行」、「無法奉獻寺院大量財物」……等心理負擔。
  因此,相對於天台宗、真言宗、禪宗等各大宗派而言,真宗是最具有「平民化」傾向的宗派之一
(另一派是日蓮宗)。加上該宗所宣揚的「平等」與「慈悲」的宗教情操,更容易使亂世(戰國時代)之中的日本平民加入他們的信仰團體。
 

六、結語──寺內町是戰亂社會中之「入世佛教」的實例


〔前言〕
  「入世佛教」是英語“Engaged Buddhism”一詞的中譯。原詞是1963年越南一行禪師
(Thich Nath Hanh)所創的,同時也是一行禪師在1963年出版之專著的書名。他是在近代越南戰爭時期,為僧侶之參與反戰運動(尤其是反戰僧侶的自焚)一事作詮解時,所創造出來的詞彙。
  依據執教於名古屋市立大學的印度學者R. Mukhopadhyaya的看法,一行所創的這一詞彙,應係源自法語Engagé與Engager。這兩個法語詞彙都有「積極地參與社會」、「依據社會意識而有的行為」或「獻身、責任、義務」等內涵。因為越南曾是法國的殖民地,因此一行受法國語言文化的影響,自是大有可能。
8依照這一見解,R. Mukhopadhyaya將該詞日譯為「社會參加佛教」,意即「參與社會的佛教」,而有異於一般日本學界所譯的「創造社會的佛教」、「社會派佛教」、「行動佛教」、「戰鬥佛教」等譯名。
  據R. Mukhopadhyaya的分析,當代入世佛教的主要特質,大體如下所列:

(一)這是佛教徒之社會性的覺醒運動,所彰顯的是佛教徒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入世佛教以「改善社會」為目標。

(二)入世佛教運動矚目於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如貧困、戰爭、社會階級的不平等、環境破壞……等。並採用現代知識及方法,企圖加以解決。因此,可以說是佛教理念與時代要素的結合。

(三)由此可見,入世佛教並不是單純的傳教活動。它所觸及的問題範圍,不祇是宗教信仰的「私領域」,而且也觸及一般社會大眾的「公領域」。

(四)入世佛教徒認為人心之不安與混亂,是戰爭與社會混亂的原因。所以,要使世界和平,就必須從人類內心的安寧做起。因此提倡「內在和平、世界和平」(Inner Peace, World Peace)的「內外和平論」9

  綜觀上列諸項,可以發現,其中之第一項「佛教徒的社會責任感」、「改善社會」是入世佛教的基本方向,其他諸項,則是實踐的內容或方法。
  這樣的基本方向,簡言之,就是以佛法的精神,積極地參與社會,改善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這樣的方向雖然在原始聖典中,較少提及,但卻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對大乘佛教徒而言,這樣的方向與理念是耳熟能詳的。淨土真宗雖然強調「絕對他力」,但祇是強調「往生之不依靠自力」而已,並不是要信徒都不做善事。寺內町的形成,就是真宗關懷社會眾生、參與社會之「入世」實例。
  不過,很顯然的,寺內町的促成,對真宗而言,其直接目的是保護本宗的信徒。其次,才收容其他宗派信徒之能與真宗精神相符應的百姓。這種具有強烈宗派意識的性格,以及具有戰爭防禦工事
(堤防與土牆)及町內行政組織性的特色,都會使現代人覺得訝異不已。同時,也會覺得寺內町的促成,與入世佛教的現代活動並不同調。
  不過,筆者以為,寺內町與現代入世佛教的差別,並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是時代背景、文化背景的差異。基本上,寺內町當然也是佛教弘法者之社會參與之一例。祇不過,真宗是日本佛教史上頗為獨特的宗派,具有獨特的教義;加上日本佛教的宗派性非常強烈,日本的文化背景也與現代倡行入世佛教之諸國
(越南、泰國、斯里蘭卡等國)不同,所以才導致參與社會的方法有所差別。
  尤其重要的是,寺內町的形成時代是日本的戰國時代末期。這是日本全國分崩離析、弱肉強食、戰亂頻仍的時代。換句話說,這是「亂世」,不是平時。
  在亂世,佛教的入世參與活動當然會與平時不同。現代越南僧侶為反抗統治者的不合理,就曾有自焚的舉動。更何況戰國末期日本全國之混亂不已!
  因此,筆者以為,入世佛教可以有多種型態,而寺內町可以說是亂世之中,佛教入世活動之一型。寺內町的是非功過,姑置不論,單就佛教之入世精神而言,它提供給後代人的,是一個極為鮮明、具體的實例,值得後人思考。


 


(全文完)

 

註釋:

6. 見林明德《日本史》135頁。民國78年,台北.三民。另見汪公紀《日本史話》(中古篇)181-189頁。民國71年,台北.聯經。
7. 見:內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166-181頁。儲元熹、卞鐵堅合譯。1997年北京.商務。

8. 見R. Mukhopadhyaya著《日本の社會參加佛教》6、7、22頁。2005年東京.東信堂。
9. 見註7.所引書1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