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師伯的因緣

                                                                                                                           千光精舍 心光

首先，談談我與師伯關係密切。記得在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我還是一個十一歲小女孩，那時師伯離開義永寺後，與開修、開惠、心誠等五位師伯暫住我俗家。於是父親與他師姊陳鴛鴦居士，到處奔走尋找適合建寺的佛地，果然深得菩薩加被，不久即找到這塊引我入佛門的寶地──現在的宏法寺。由於從小耳濡目染，自然就宿根深厚，知道看見出家人應該如同佛菩薩一樣恭敬。我所了解的師伯，是一位慈祥、和藹，而且又平易近人的長者。和師伯談話時，他就像自家人一般，使我有種依靠的感覺。
然而在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冬，我到基隆寶明寺削髮為尼，那時宏法寺正在興建中。民國五十四年（西元一九六五年）先父即在高雄壽山公園一處建了千光寺，我為達成父願，從基隆遷回高雄。那時我年約二十六歲，對於領眾一竅不通，更不用說舉辦法會等等了。
民國七十九年，先父上開下聖老和尚忽然無病痛往生，師伯在百忙中為先父治喪；每次想到師伯的慈悲與關懷，就不禁熱淚盈眶，也不知如何回報，只有牢記在心田裡。由於師伯的悲心關懷使我信心倍增，終於克服困難，完成先父的心願，把千光寺繼續發揚光大。
民國八十二年為了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又得力於師伯的支持與鼓勵，如今才能擔任台北中國結藝評議委員，同時也是中國結講師，曾數次出國舉辦個人展覽及授課，並有遠從新加坡來台學習的學生，這些小小成就應歸功於師伯的協助和鼓勵。
我在出版第一本著作時，若不是老人家極力支持，我也沒有膽量和勇氣出書。而今數十年來，每年農曆一月初二，我一定會到宏法寺禮座拜年請安，尤其在二月六日師伯誕辰之日，我從不缺席。每年見面只是頂禮而已，從未交談寺務，我與師伯始終無緣親近，或常侍左右求教請益；但師伯平常協助青年僧尼的高尚情操及種種德行，悄非我用筆墨所能形容的。自民國九十年四月十四日師伯示寂以來，這位人人心目中最尊敬的大家長身影，仍時時刻刻圍繞在我的腦海裡，從未因時光的流逝而沖淡。
時至今日，佛教界的許多工作，他老人家門下的徒弟們，無不遵循師伯的悲心願力，繼續努力。這個堅實的基礎，帶領了佛教界持續發展興隆，更奠定佛教的慈悲精神。
師伯臨終前與傳性法師常來千光精舍與我共進早餐閒聊。他老人家是為教忘軀的一位偉人，其實那時他身體就欠佳了，還是全力協助弘法佈教、培養佛教人才，勞心勞力，樂觀其成。
如此一位當代高僧，一夕之間離世而去，而其畢生為教所做的卓越貢獻，及其種種令人悠然神往的言行事蹟，卻是此生永難磨滅的。
滿懷的傷感，無盡的哀思，寫下這篇悼念的蕪文，我相信師伯的菩薩精神，以及所留下的寶貴身教言教，足供後人崇仰與學習！也深信以師伯的悲心廣大，不棄裟婆世界的苦難眾生，必然能早日倒駕慈航，乘願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