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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宗教觀導師對儒家的批判
妙雲集導讀（十六）
79年11月6日上午7：50∼9：40
主講：昭慧法師
記錄：仁尚法師、自晃法師 整理：法印講堂、妙心寫作讀書會
閱讀範圍：
〈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下六7，頁31-54）
壹、前言
「宗教觀」的第三部份，是導師對儒家的批判。
導師對儒家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雖然〈修身之道〉及〈人心與道心別說〉，例如：有關道體的性質、修持的問題等，都依佛法觀點而作了儒佛異同的探討，又如：〈學佛三要〉中比較佛教、儒家與基督教的三要門；〈慈悲為佛法宗本〉也比較了儒家的仁愛、墨家的兼愛與佛家的慈悲等等。但那都還是局部的問題討論，關涉不廣，可留待以後於相關議題中再行提出探討。
貳、導師對儒家的批判
〈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一文，可以當做導師對儒家的總批判。這篇文章並不長，文中有很多中國文化與典籍出處的背景，由於課堂上的時間有限，無法詳講，只能略作解說。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中國傳統文化看待宗教的態度，及此一態度所產生的影響，共分成十節。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第一段一開始就說：（31/2）1「中國的傳統文化，過分著重於當前事實，所以宗教的情緒，一向不夠熱烈。」為什麼中國傳統文化會這麼重視「當前事實」？人類學家也常探討：為什麼有些民族富於浪漫的個性，有些民族卻傾向質樸的性情，有些民族比較狡詐，有些民族卻坦率可愛？這是很複雜的人類文化學課題，很難用一、兩句話講個明白。
當然，我們也可以簡約地說：中國文化之所以會重視當前事實，可能也與大環境有關。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由於黃河經常氾濫，黃土也並不肥沃，所以居民生計非常艱難，經常要和大自然搏鬥。因此，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樣解決當前的問題」。解決當前的問題都喘不過氣來了，那有心力想到以後的或非屬現實的事情？這樣的傾向，從中國古籍中就可見出端倪。
以《詩經》、《楚辭》為例。《詩經》發展於黃河流域，文字非常質樸，都是一些生活中親切的體會與情感的流露。《楚辭》的「楚」是南方，即現在的湖南、湖北地方。《楚辭》發展於長江流域山勢奇特的兩湖地區，文辭瑰麗，富於浪漫氣息，充滿著幻想，內容不乏雲霧縹渺的仙境與孤芳奇絕的仙人，這是當地人民對自然景觀由衷歎奇的一種心聲。
為什麼《楚辭》所發展出來的風格，會與《詩經》不一樣？因為南方多高山峻嶺，還有長江大河。長江造成的災殃並不大，且有利於民生大計，而在南方，衣食的謀得也比較容易。高山峻嶺難於攀登，但也因此帶來了人們對於大自然的極大想像空間，與北方的「童山濯濯」，一目了然，還是大有不同。所以，南方人較富於浪漫情懷與宗教情緒（楚地多「淫祀」），與北方質樸嚴謹、現實而重事功的民風不同。
要敘述中國固有的民族宗教，一定要從北方黃河流域開始說起，因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儒家之所本──夏商周的禮樂、政經制度，都是源自於黃河流域的；在古中國時代，黃河流域的文化，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
二、中國固有民族宗教的特色
第一小節（第二至三段）說到：中國固有的民族宗教，如：《詩》、《書》、《禮》、《樂》、《易》、《春秋》，都是以北方文化為主體的。古典講的宗教是上層階級的宗教，諸子傳說……或《山海經》等等，則是屬於自然型的庶民宗教。所以，中國固有民族宗教有兩大特徵：
第一個特徵：（32/2）「天神、地祇、人鬼，有著多神教的特色，而被組織化，層級化。」宗教被組織化、層級化，只有帝王有資格祭天，上層階級的宗教，庶民無權涉入。
第二個特徵：（32/6）「中國宗教的又一特質，是世俗的，這因為停滯於自然宗教的緣故。」這種追求現世滿足的宗教，世俗功利的性格很強，還是停留在諸神崇拜、物象崇拜的層次，無法進一步發展深刻的教理。
進一步再談第一個特徵：為什麼中國宗教具有組織化與層級化的特徵呢？原來它（31/-5）「早就適合於宗法制，父家長制，階級制。」這是封建時代的縮影。封建時代，帝王運用自己在政治上的絕對權威來主導著宗教，於是產生了階級制度的宗教，而強制性地推廣下去。例如：祖宗崇拜，著重於近親的三代乃至七代，七代以上就不奉祀了。也就是：著重於當前的事實──七代以內與自己較有關聯，所以供奉之。這樣「祭近不祭遠」的祖宗崇拜，其影響是：使得（31/-4）「創造神教──人類之父的思想，不能發達」，因為創造神教，祭拜的是人類最早的祖先，但中國人不管七代以上的祖先，所以，一神教的色彩無法濃厚起來。
第二個世俗宗教的特徵，所帶來的後果就是：（32/6）「以人間罪惡苦痛而求生天國；以世間為虛幻而尋求解脫」的自我宗教無法發展。〈我之宗教觀〉裡提到的「自我宗教」，是比較高格調，尋求自我超越的宗教，如：佛教或梵教。然而中國庶民卻停滯在自然宗教追求物欲的層次，於是追求自我超越的宗教無法發展起來。
三、儒家非宗教的功利思想
第二小節（第四段）提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33/1）「從渾融的民族文化中，首先……，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儒，本是宗教師。」這裡所說的「宗教師」，可以說是中國的婆羅門，不過在中國沒有濃厚的宗教氣息，所以，儒家也就轉而（33/2）「傾向於現實的教育與政治」，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儒者不但是宗教師，也兼具人文的素養。有關孔子對宗教的看法，在前述〈我之宗教觀〉中已經大約講過了：人本的、現世的、時間的、妥協的、政治的，這是典型「非宗教」立場的功利思想。
四、戰國時代的儒家與宗教
第三小節（第五至七段）探討：孔子以後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戰國時代，在諸子百家中，墨家、老莊與陰陽家，跟宗教比較有關係。道教起源於漢朝，但是它的根已經紮在戰國時代了。這是揉合道家和陰陽家的：（34/5）「黃老之學，全真葆命，趨向於獨善的隱逸。這與燕齊一帶的方士道，都是後來道教的主要根源。」「方士道」是求長生不老的，鍊內丹與外丹的教派，加上民間的巫教，道教就成了這種「宗教大雜膾」。戰國時代另一個特色是：（35/1）「大家都披上一領復古的外衣」。大概除了法家以外，一般都是如此。
另外，儒家是主流文化，在戰國時代續有發展。這就不能不提到孟子。導師反而沒有提到荀子，因為荀子在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並不深遠。導師對孟子大致做了四點批評：
第一、（35/2）「不大重視禮樂」，這與孔子重視禮樂的精神不太相同。但是，（35/2）「好談身心性命」，孟子偏重「養氣」，從孟子宣告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中，可大略理解他的修養論。
第二、（35/3）「偏重王道，羞談霸業」，孔子還讚歎管仲的法治精神，可是孟子卻完全只講仁義，不講利益，也不談霸業，只談如何實行王道。
第三、主張（35/4）「性善」學說。性善學說與孔子是有距離的。（35/3）「孔子說『性相近也』。」孔子主張：人的天性大致是相近的，是後天的環境教化，而導致不同性格的發展。可是孟子卻說：人的天性是純善的。
第四、（35/4）「自認為衛道者」，富於攻擊的精神。此從他（35/4）「大罵楊朱、墨翟」嚴厲指控他們「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就可看得出來。孟子有著宗教師的狂熱情操，但是由於儒家的本質是「非宗教」的，所以，這種宗教師的狂熱情操，正好可用來攻擊宗教，（35/5）「對於未來的宋儒，起著重大的示範作用」。
五、從秦到漢初的政治與宗教特色──兼談其時不以儒家文化為主流之因
第四節（第八至十段），從秦到漢初這一階段，有什麼特色呢？（35/7）「政治是道家而兼法家」，尤其是秦朝，受到商鞅、韓非、李斯、趙高等人的影響，政治上是純粹法家的。可是法家「重術」的思想，卻是不能完全脫離道家的，它也受到荀子的影響而持性惡論。總的來說，法家反對「人治」，而強調「法治」的精神，旁採儒家與道家哲學。
秦朝在政治上以法家為主，漢朝則是以道家為主，然而也是陽道陰法的。其時道教根源的方士道非常盛行。這是當時政治與宗教方面大致的情形。
（35/-3）「中國文化燦爛的時代，大統一，大擴展的時代，並不屬於儒者。」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誰是糊塗蟲〉一文中，導師也提到：（下十一，311/-6）2「中國文化史上，秦、漢便是富有宗教性的。」這種宗教性，並不是以儒家為主流的。另外，（下十一，311/-3）「隋、唐文明，是佛教為大宗，而道、景、祆、回等一切宗教最活躍的時代。」中國文化大體上是以儒家為主流的，可是在大一統而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代，如秦漢、如隋唐，反都不以儒家為主流，這是很奇特且值得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一）與帝王的愛好、抉擇有關
為什麼（35/-3）「中國文化燦爛的時代，大統一，大擴展的時代，並不屬於儒者」？最主要是儒者的格局限制了自己的開展。
首先，這與帝王的愛好、抉擇有關。例如：秦始皇相信法家政治，漢初的帝王相信黃老之術。帝王的抉擇，當然有他們主觀的意識，但他們還是認為，客觀上儒家的那一套思想，並不適合用於實際的治術。
（二）儒家不適用之因
儒家不適用於治術的原因在於，儒家一再標榜復古，似嫌迂腐。在動亂的時代，事實上復古已經不可能了，一味懷念三代禮樂治國或周公之才之美，這是無濟於事的，還是要針對當前、未來的變局，提出具體的因應之道。
（三）多元思想相互激盪
第三個深層的問題是：真正大一統的時代，反而不見得思想單一，而是涵納百川的時代。
秦朝為什麼武力統一未久，就立刻全盤崩解？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主政者在思想上造成了大一統的局面，完全排斥異說。可是，兩漢、隋唐時代，除了董仲舒提倡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外，各種宗教、學說都在中國的文化廣場裡相互激盪。多元文化的激盪，刺激了蓬勃的生機，這樣反而不會讓時代、社會的思考模式，呈現僵固、老化的情狀。
（四）儒者的尊君思想與性善論
但在此仍要補充一點：儒家終究還是成為中國政治場域中的主流思想。原因可能有二：
一、儒者深具尊君思想，有利於政權的鞏固，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漢朝叔孫通建立「朝儀」，讓劉邦終於感受到帝王的尊貴。統治者在還未當權時，縱使非常排斥儒家，等到一朝當權，就會喜歡儒家，因為這一套儀軌，以及儀軌背後所透出的尊君思想，於其統治有利。
為政者一旦重視，儒者便成為當紅的從政人，他們往往抱持著「非宗教」思想，有的還抱持著「罷黜百家」的獨尊心態，這也立刻就表現在政治權力上。他們藉助政治力量，制定科舉政策，讓讀書人意會到：必須熟讀儒家經籍，才有出人頭地、學優而仕的機會。直到現在，儒者在政壇與學術界，還是極富力量的。例如：規定高中要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亦即孔孟思想），這就是文化制約，讓學生腦袋裡，從高中時代就烙印下孔、孟思想的模子。
政治力量介入文化發展，表面上看起來，是儒者得利；事實上，反而是把局面搞小了，讓整個中國文化，無法在多元豐富的情況下互相激蕩，互相成長。既然不能海納百川，那就只能成其涓涓細流了。儒家的獨尊與壟斷心態倘不去除，到頭來蒙受損失的還是整個中華民族。
中國真正大統一的全盛時代，反而是文化上海納百川的時代。隋唐之所以成其大，是因為隋唐時代，什麼文化、宗教都可接納，不會因此而動搖自信心。愈是沒有自信心，愈是容易排斥別人；有了相當的自信心，反而不會有太強烈的排他性格。
二、性善論所產生的「內聖外王」道德政治，太傾向於「人治」，而未建立「法治」精神。關於儒家道德政治的問題，建議大家看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他以萬曆十五年作為座標的軸心，往前、往後、從各個層面透視中國道德政治的軌跡，寫得非常深刻。儒家開展出道德形態的政治，卻欠缺法治精神，至明末官僚體系仍然沒有「在數字上管理」的能力，最後是儒門淡泊，整個局面收拾不住，一到內亂外患來臨，就方寸大亂了。明朝慢慢衰亡，不是沒有理由的。
另外黃仁宇還寫了一本《放寬歷史的視界》，從大歷史觀點來回顧中國歷史，與教科書所讀到的，儘是說「中國文化偉大」不一樣。他不是完全否定中國文化的偉大，而是從宏觀的角度看待整個歷史的演化，發現：為政者很多行為、思想模式，是脫離不了儒家的。
像台灣政府禁娼，這就是愚蠢的政策。娼妓是不可能禁止的，不如讓性產業合法化，並且加以管理，也不會弄到今天「春城無處不飛花」，還有雛妓被剝削的悲慘情形。人民的資質本來就良莠不齊，也不好管，偏偏道德政治給予官員與人民那麼高的道德標準，那就會造成陽奉陰違的現象。陽奉陰違這一套，就是道德政治體制下的後遺症。道德政治預設了「人性本善」，這還是儒學的思考模式。
反之，西方的法治觀念卻預設了「人性本惡」，所以給予一整套彼此減少觸惱的法規限制。西方近代的政治觀念也是如此，相信「權力造成腐敗」，所以透過「三權分立」的民主體制以加以制衡。
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他的政治觀也是學自西方的。無論是基督教還是西方俗世的法律與政治哲學，都是預設「性惡論」的。然而孫中山先生卻自認為是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脈相承的，所以還是依「人性本善」的預設理論，將隱藏著「性惡論」以制衡權力的「三權分立」，改造成權力間可以善意地互助合作的「五權分立」理論。由此可知：儒學在中國人心靈之中，是有何等的力量！
（五）儒者的缺點
導師探討到儒者的缺陷：（35/-1）「儒冠儒服的儒者，多少有點保守，拘泥煩瑣的禮儀，『言必稱堯舜』，即使不是復古的，也是重古的。這是不能適應當時──混亂與不得不變改的時代。」這就是為什麼秦漢之間的帝王，不重用他們的原因。
另外，特別提到：（36/2）「叔孫通通權達變，這才憑一套尊君的禮儀，取得政治一席地。」叔孫通就是用那一套朝儀，把帝王擺得高高的，讓臣民用隆重的、崇敬的膜拜儀軌，深得帝王之心。所以，漢高祖第一次用叔孫通的朝儀時，忍不住讚歎道：「一直到現在，我才體會到做皇帝的滋味。」
可見，做帝王者會喜歡儒家，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到漢武帝的時代，雖然漢武帝信仰道教，重視方士道，想要求長生之術，但是在（36/3）「文化上卻來一次獨尊孔子，罷斥百家。」最接近的理由是：因為董仲舒提議。可是他會聽董仲舒的提議，當然也有其理由，如導師說：（36/7）「無為而治的道家政治（黃老之治），因人口增加、經濟繁榮而顯得紊亂。謹慎、老成、廉潔、忠實的儒者，在帝王心目中，一天天被重視起來。」當時的政經局面，也不允許他不再做一點突破了。
儒學受到採用的另一個原因是古籍的保留：（36/3）「儒家隆盛到成為文化主流，應追謝秦皇的『以吏為師』，『焚書坑儒』。……一般學派，經這一番打擊，經多年戰亂，都衰落了。而古代典籍的保存，研究，虧了重視古典的儒者而傳續下來。」由於儒家保留下來的典籍很豐富，恢復元氣比其餘諸子百家來得快，於是造成了以儒學為中心的局面。
除了叔孫通、漢武帝和董仲舒以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王莽。王莽確實想要追求儒家的理想政治：（36/-2）「他模倣周公，實行禪讓，復古，但終因拘泥古制，不達治道而完全失敗。從此以來，儒家的理想政治，再也不曾嘗試過。」
總的來說，歷代帝王往往是陽儒陰法的，表面上用儒家這一套尊君政治來統一百姓，背地裡還是有些法家的精神在實施操作，只是操作得並不徹底，取其有利於統治者的部分而已。
（六）道教的興盛
從秦到漢初之間，除了儒者以外，就要提到道教。道教在漢朝漸漸興盛：（37/1）「戰國以來的道家、陰陽家，到漢代，逐漸形成有組織的道教」，道家、陰陽家，再加上方士道，組成了道教。當時道教的勢力大致可分三流，與其他學術結合而發展出來：
第一流：（37/2）「他們所重的，是祭祀、祈禳、懺悔、厭勝、符水治病。」這一派後來慢慢發展成為南方的天師道。
第二流：（37/3）「導引、吐納、辟穀的長生術。」後來發展為北方的全真道。中國南方與北方的道教是走兩種途徑的：前者走向世俗功利的宗教路線，後者走向追求長生、神仙的路線。這兩派路線一直延續到今日。
第三種：（37/4）「引起一分學者的不滿，這是重文學、重事功、重後王，學覽百家的『通人』。這有著道家的氣息，大抵不信讖緯等迷信，也不信方士的神祕，為玄學與清談的前驅。」這類知識份子有高度的學養，在漢朝學界也佔有一席之地。這是第四階段的探討──從秦到漢初政治與宗教的特色。
六、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的宗教特色
第五階段（第十一至十四段）：從漢末、魏晉南北朝、隋朝到唐朝之前半段。
（一）漢末至唐初的宗教特色
先談漢末至唐初的宗教。那是以佛教與道教為主流，再加上一般民俗宗教，這些都是重視平等的宗教。（38/1）「中國古代的階級宗教，毫無力量」，為什麼呢？古代的階級宗教，是指上層的尊天思想。道教起自於庶民，揉合了庶民宗教，屬於下階層的信仰，當然不可能走向階級性的宗教路線。
來自異邦的佛教，向來就強調「眾生平等」，佛陀等視眾生如羅 羅，這種精神來到中國一樣持續，所以中國古代的階級宗教，是沒有力量的。再來，（38/3）「第一流的學者，屬於佛教」，這是當時佛教廣為知識份子之所接納的一般情形。
除了中國的階級宗教毫無力量以外，還有值得重視的是：（38/4）「非宗教精神，始終不曾起重大作用」，原因是儒家不成氣候，（38/5）「不能支配社會人心」。至於道教，也有貧乏之處，畢竟還是過於重視現實功利了。所以，佛教儼然成為思想主流。導師對於儒佛道三家的評價是：（38/7）「雖有多少爭論，而真能互相協調，予社會以合理的推進，屬於這一時代。」這是尊重多元宗教、多元思想的時代。
以上是從漢末至唐初的第一個階段。
（二）中唐以後的宗教特色
1.儒家反佛教的傾向
第二階段是中唐以後，這是佛教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捩點。
以外緣來看，當時的社會較為動盪，有安祿山作亂以及藩鎮叛變之禍，（39/1）「啟發了中華民族，主要為儒者的反抗。在唐的國力衰退中，由於壯丁逃避，財政困難，佛教首先受到注意。」佛教比丘不用納稅、服兵役，寺宇又建得那麼華麗，這是會激發反感的。這才給予韓愈反佛老的空間。對於這樣的局面，導師的評價是：（39/5）「從民族精神的自覺說，是有價值的。但結果，發展為排斥一切外來文化，演進到獨尊孔子的新時代。這對於中華民族，不免利弊參半，而且弊多於利了！」弊多於利的原因是：太過局限了自己的眼光和胸襟。
2.禪宗的興起
唐朝的重行學派有三宗：淨土宗、禪宗、三階教。三階教早於玄宗、武則天時就受到禁敕，淨土教則廣為庶民接納，歷久不衰。而經過唐武宗滅法以後，佛教形成以禪宗為主流的現象，原因是：（39/-2）「在內亂頻仍中，民生凋弊，毀法而後，寺院經像的恢復不容易，臺、賢、唯識等都衰落了。獨有禪者，山邊林下，到處安身；深入東南山地，闢土開荒，講求經濟自足。以法堂代佛殿，過著專精、篤實、淡泊、強毅的出家生活。」並非禪宗的義理精到，為諸宗之所不及，而是禪宗行者的特長，正足以適應當時的現實環境。是大環境局限了義學的發展，使得重視義學的諸宗失勢，禪宗相對（40/3）「取得了代表佛教的領導權」。
這是漢末到唐朝的第五個階段。可以說，中唐以後是佛教由興轉衰的轉捩點。
七、宋朝的宗教特色
第六階段（第十五至十九段）是宋朝，又分兩個階段：北宋和南宋。
（一）北宋階段
北宋階段（40/4）「主流還是禪宗」，但當時是（40/6）「儒佛並重」的。理學家在北宋時代並不排斥佛教。
（二）南宋階段
1.理學興盛
南宋以後，國家更加危急，而民族意識更加抬頭。在此情況下，（40/-6）「理學也更隆盛而完成，佛教也就慢性的衰落下來」。理學家對本國的儒家文化有著強烈的認同，於是援佛入儒，成就了儒家復興運動。佛教因理學的提倡而衰落，衰落的原因是：理學家既已融合了佛教的內容，當時的禪宗又沒有足以破斥理學的義學功力，於是此消彼長之勢就漸漸形成了。這是南宋第一件值得重視的事情。
2.祕密宗教的興起
第二件值得重視的，是祕密宗教的興起。這可從兩點來談：
第一、祕密宗教地下化：（43/-1）「唐武宗毀廢宗教以來，部分的宗教，轉入地下活動，祕密宗教開始活躍起來。……逐漸融合而成為白蓮教等。」第二、宗教文學與祕密宗教結合：唐朝以通俗的變文來闡述佛經故事，其後逐漸發展而出現了所謂的「寶卷」，這些宗教文學也（44/6）「與祕密宗教相結合」。
（三）理學家對佛教的抨擊
理學家來自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啟發非常多：（40/-2）「理學家之精神作風，無一不出於自信自尊，重質輕文，體道篤行，雄健精嚴之禪風。」導師分析禪宗：（41/2）「偏重心性的體證，過著山邊林下的淡泊生活，有著急了生死的精神，雖自稱為教外別傳的最上乘，而作風卻活像聲聞行徑。」
此時，儒者雖然已經吸收到禪宗的精神作風，但是，卻從兩方面抨擊禪宗：第一是辨夷夏，第二是道倫常。
第一、辨夷夏：夷夏之辨，當然是訴諸民族情緒，而沒有理性可言。雖然難以證明異族的學問、宗教、文化不如漢民族，可是這確實能夠激發起民族情感，而爭取到更多的認同。
第二、道倫常：三綱五常，這是儒家倫理的綱領。儒家文化很重視家族血脈的關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禪者不但獨身不婚，無法承繼宗脈，而且隱遁出離、漠視人事，這當然會引起重視現實之儒者的嚴厲抨擊。
此外，導師也提到：儒者為什麼對禪宗會有這樣的敵意？（41/-3）「理學，師承了孟子的攻擊精神」，於是（41/-1）「孔子的非宗教精神，到理學家的排斥佛老，才充分的發揮出來」。這是理學家對禪宗既接納又排斥的心理因素。
（四）導師對理學家與祕密宗教的看法
1.導師對理學家的看法
導師對於理學家的非宗教精神有所批判：（42/3）「理學的新儒者，也有『靜坐』、『尋孔顏樂處』，有著類似禪者的宗教經驗，也能喚起為聖為賢的景仰嚮往，鼓舞起為道衛道的熱誠。然這僅是少數者，在一般民間，無法完成這樣的信願。」（43/-3）「儒家發展到理學，是輝煌的成就！但世間法難得圓滿，他缺少一種應有的東西，即沒有真切的宗教情操，宗教世界的為人熱情！」缺少真切的宗教情操，宗教世界的為人熱情，這就是理學家的短處。
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誰是糊塗蟲〉中，導師認為，儒者的非宗教態度，所傷害的並不祇是宗教，而是他們自己。（下十一，312/1）「迷信總比不信為好。光明的憧憬，熱情、真誠、敬虔、同情，生死以之的毅力，就是迷信的宗教，也能鼓鑄這種人類的美德。」（312/4）「理學大師當然可以凝成崇高的理念，發為堅毅的信願，但這決不是一般民眾所可能的。從此，中國民族，更傾向於穩健、平庸、功利、現實、冷漠。從歷史看來，中國民族從此即不斷的遭受異族統治，在平流而緩慢的衰落當中。」理學家的非宗教精神發展到極至時，終於拿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比較禪者和理學家的風格，就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43/1）「禪者是著重體證的。真切的悟境，是性靈的直觀。所以禪者應用象徵的表現方式，流露出直覺的，藝術的壯美。」（43/4）「真正的禪者，不是拘謹的，是熱情的，殺活自在的。但理學者恰好相反」，純正的理學者，於詩文書畫等，往往都是不大高明的，與出口成偈的禪者風格大不相同。導師分析道：後來的儒者，沒有大局面，反而趨向於曾子這一系的（43/5）「狷道」。
（43/6）「理學者承受這樣的傳統，復古的嚮往，道貌岸然的尊嚴，不免流於拘謹，或者流於冷酷。」為什麼流於冷酷呢？禮教發揮到了極至，人變成了禮教的奴隸。所以，到了民初以後，就有人罵他們是：「吃人的禮教」，以凸顯禮教「不人性」乃至偽善的罪愆。
在此舉女性地位為例：中國女性在唐朝，地位還是很高的，直到宋朝以後，在理學家的限制下，才變得處境卑微。北宋時，范仲淹的母親都還改嫁，也沒什麼道德壓力；但是，後來就單面地強調女性須服從禮教而守貞節，甚至以「貞節牌坊」為餌，鼓勵女性在丈夫死後要做寡婦，不宜改嫁。這其實是在戕害人性。導師稱其「流於冷酷」，不是沒道理的。
2.導師對祕密宗教的看法
對於南宋以後的祕密宗教，一般傾向於現實功利性的追求。導師說：（44/6）「祕密宗教，並非沒有合理的思想。」也有些是（44/6）「代表著知識水準低落者的宗教要求，這並非不可以引入正道。」
基督教起源於猶太教，起先也不過是希伯來人的祖神崇拜（如果是以何烈山山神來說，也不過是自然崇拜）。但是為什麼人家可以引入正道而轉化成高尚的宗教，祕密宗教在中國卻只是被取締，而無法形成有效的轉化？導師的看法是：（44/-6）「取締是從來不曾有效。反而由於宗教的轉入地下，愈來愈迷妄。」換句話說，沒有經過高知識分子的領導，只會越變越迷妄而已。
對庶民宗教不屑一顧，又以民族情緒來抗拒高尚思想的外來宗教，於是，（44/-6）「不能尊重與發展高尚的宗教，像儒者那樣的宗教觀，宗教界的情形，會變得更壞！」人總是有宗教需求的，既然高尚的宗教不能得到健全的發展，人民自然會維持庶民宗教的信仰形態，這對中國文化，有什麼好處？所以，（44/-4）「這不但是宗教界的苦難，是中國民族、中國社會的莫大損害」。
非宗教的潮流形成兩股力量：一股是知識份子敵視佛老而排斥佛老；佛老，當然也包括道教，而佛教是首當其衝的。另外一股，是打壓其他的低級宗教，造成其地下化，甚至造成其對政權的敵視。無論是理學之排拒佛老，或是打壓祕密宗教的政策，導師始終認為：這種非宗教的態度，傷害最深的是全體民族，中華民族（44/-4）「逐漸的成為拘泥、怯弱、妄自尊大，囿於狹小的現實，不再有雄渾，闊大，強毅，虛心的漢唐盛德了！」。
八、元朝的宗教特色
第七個階段（第二十段）就是元朝。
元朝，原則上儒者的地位不高，佛教應該是很受重視的。但是佛教依然不得意，原因有二：第一、禪宗為主流，（45/1）「不立文字」，不能造成義學上的光輝；第二、（45/2）「蒙古人而進來的蕃僧，造成了中國佛教非常混亂的局面。」因為蒙、藏密教僧人有些不守戒規，生活糜爛，引起了漢地人民的反感。
九、明代的宗教特色──兼述儒者干政之因
第八個階段（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段）是明代。導師的看法是：明清兩代的帝王並不都是敵視佛教的，可是卻往往幫倒忙。
明朝嘉靖以前，於佛教是有利的。先講明太祖，（45/-2）「太祖心目中的佛教，主要是山林的禪者」，也就是（45/-1）「自耕自食……，『不干於民』」，可是（46/1）「不干於民的僧制，……使佛教與社會脫節」。這樣的政策也許是善意的，但對佛教來說，並沒有好處。（46/-5）「僧眾的經濟，建築在寺產、經懺，而不建築在廣大的信眾身上，這怎能不走向沒落！明代的出家人，完全被置於儒家的倫理思想下。」
這樣的趨勢為什麼會產生呢？第一個原因是：（46/3）「太祖……在軍事勝利中，重用儒者來治理政事。」這些儒者當然排佛。儒者排佛，凸顯的是他們本身的矛盾性，因為只要禪者樂於隱遁，就不會向儒者爭權位，這（46/-6）「多少減少儒者的壓力」，（47/2）「理學者攻訐他隱遁自私，其實是惟恐他不如此」，這是儒者的矛盾心態，儒者儘管罵你自私，還是希望你自私，儘管罵你隱遁，還是希望你隱遁。
其實這也是中國社會普遍的心態：如果出家人躲在山林之中，他們會說你是逃塵避世而自私自利的；如果出現在人群之中，他們又會說你這是六根不淨的。總之，理學家對佛教的壓制，透過政權而形成了政策：（47/3）「佛教被壓迫而退入山林，放棄了社會的文化與慈濟活動，中國文化才成為理學的一家天下。」儒者干政，對佛教產生了很大的傷害。
第二個原因是：（47/-4）「太祖是出身於祕密結社的白蓮教，他深切的知道宗教徒的集合，對於黑暗政治是有危險性的。所以太祖嚴厲的取締祕密結社。」這有著（47/-2）「政治防範的意味」，畢竟明太祖靠祕密宗教打下了江山，知道宗教力量的鉅大，惟恐宗教壯大以後，對社會與政權會有威脅性的影響。
導師講到一句話很有意思：（48/1）「專制政治發展到極點的明清統治者，不怕聖人之徒的理學家，卻怕愚民的僧道。惟一的防範方法，限制他，獎勵他與民眾脫節。」在太祖的認知中，儒者是尊君的，不會背叛的；有句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儒者就是想要造反，也沒有這樣的勇氣與骨氣，僧道反而可能藉助神魅來煽動民眾。這也注定了儒者的孤獨，他們無法與上位者脫鉤，因此也無法真正進入平民階層之中。可是宗教卻容易進入平民階層之中，這是帝王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明朝對佛教的態度就是：鼓勵山林清修，不鼓勵僧侶接近群眾。
十、清朝的宗教特色
第九個階段（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段）談到清朝。清代儒者走經學的路線，（48/5）「兩漢的經學，滲透了宗教的仰信。」兩漢儒者重讖緯之學、陰陽之術，有強烈的宗教色彩，這與清代是不一樣的。（48/5）「清代經學，卻繼承了理學的反宗教精神。清代的佛教……一直在衰落中」。
（一）乾隆壓抑佛教的社會活動
從乾隆皇帝開始，對佛教就很不友善。這可從兩點來談：一、（49/6）「他一登位，即下諭痛責佛教界，首先將順治、康熙、雍正三帝與佛教的關係割絕了。」二、（49/7）「接著，通行『甄別僧道』的工作。」也就是檢別哪些人可以出家，哪些人不得出家。
他儘量壓抑佛教的社會活動，使佛教孤立而脫離社會：（48/-2）「僧道，不得於市肆誦經托缽，陳說因果，聚歛金錢，違者懲罰」。「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其寺觀神廟住持及守門之人，不為禁止者，與同罪」。這是《大清會典》的記錄，從中可知清代對佛教、道教嚴格管制的程度：不但不准僧尼聚眾講道，連百姓之家的妻女，也不准隨便到寺院去燒香，這完全是要隔絕僧侶與民眾的任何接觸機會。
（二）乾隆仇視宗教的結果
（49/-4）「乾隆三次下諭，……只是對付為害佛道，為害社會的偽僧偽道，然而他的真意，其後表白為：『此教流傳已久，人數繁多，一時難以禁革。』」所以才方便給他們一個生存的空間，在乾隆來看，那實在是不得已的宗教管理。但也因為如此整肅，所以，（50/7）「乾隆以後，一切祕密結社的宗教活動強化，進行反政府的活動，是不無原因的。」這是仇視宗教的第一個結果。
第二個結果是：清末以來的天主教傳來中國，有種種毀滅教堂或迫害傳教士的教案發生。這些教案都是因為民間對抗外來宗教所造成的，它們引起了西方國家的關切與抗議，當然，這對中國是未必有利的。但西方挾其船堅砲利以強勢維護傳教工作，這對（50/-5）「中國知識階級的仇教活動」，是有影響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宗教抱持著敵視的態度，多少也會影響民間的情緒。所以，（50/-1）「說到宗教，就聯想到迷信的錯誤，卻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裡，根深柢固的傳下來。」每一個受過中國文化熏陶的人，心裡或多或少有著先入為主的非宗教色彩。
由於西方勢力侵入，儒者無以應變，到了清末，儒家很迅速地衰落下來。導師對他們的評價是：（51/7）「還比不上飽經摧殘壓迫的佛教與道教，多少能為了拆廟毀像而呼號反對。」佛教和道教受過很多的壓迫，照理說，應該比儒家境遇更慘，可是大概因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這憂患的環境中，反而養成了危機意識。儒家因為一向居於政權的優位，一切都太順利了，沒受過政治力量的壓迫，終於無法因應變局而瓦解了。其迅速瓦解的另一因素是非宗教的態度所導致的：（51/-6）「非宗教的，無信仰的上層文化，缺乏堅強力量的真憑實據。」非宗教的儒者，到頭來卻承受了非宗教的弱點而衰微，這是怎樣的一種微妙因果關係呢！
十一、民國以後的宗教特色
第十個階段（第二十八段），就是民國以後的宗教。
清中葉以後，西洋文化大量傳入。西洋文化對宗教是有敬意的，可是，民初中國的新知識份子依然抱持非宗教態度，只取西洋文化的其餘部分，強調的是民主與科學，於是五四運動下來，知識分子要（52/1）「打倒迷信──宗教，而且還要打倒禮教」。
導師對於五四運動的評價是：只摧毀了傳統文化維繫社會的力量，卻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替代力量：（52/1）「本來無力的宗教與道德力，經不起五四運動的襲擊而完全解體。然而科學與民主精神，始終沒有成就。」所以，（52/4）「中國民族的精神，進入了真正的真空狀態。」
有些人將共產黨統治中國歸咎於五四運動，認為：（52/-6）「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打倒孔門禮教，弄到神州陸沉。」但導師卻認為：「從中國人心中，摧毀最強大的反共力量──宗教信仰，不是別的，是宋明以來的理學。」理學把反共的力量摧毀了，反共力量正是「宗教信仰」。理學家先把宗教打倒，到頭來自己也沒有抵抗力，於是就全盤被共產主義所替代了。
（52/-1）「孔子說：『民無信不立』，我們現在嘗受無信仰的惡果了。」「民無信不立」，出自《論語》〈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問：「要怎樣從事政治？」孔子說：要使糧食充足──足食；要使國防加強──足兵；要使百姓信賴──民信之矣。要百姓信賴誰呢？主要是指信賴帝王，要建立帝王（從政者）的公信力。這與信仰宗教的「信」，原是不一樣的。
子貢接著問：若不得已，三者必須去除其一，那一個先去掉？孔子說：寧願國防先行去除；其次，寧願糧食減少。原因是：去除國防與糧食，可能導致人民的戰死、餓死，但反正每一個人都會死，老百姓如果沒有一分對執政者絕對的信念，這個國家是無法長久維繫的。
足食、足兵這兩者，若問國防預算、社會福利預算哪一個比較重要，中間當然有爭議性。至於「去食」和「去信」兩者之間，到底那一個優先，這是很難權衡的。也許，國家要建立絕對的公信力，也要有足夠維繫人民生活的經濟力量，這兩者之間應該是不衝突，而且相輔相成的。
以現代國家為例：國家建立了公信力，經濟才能平穩發展。倘若政局不穩，公信力不夠，政策朝令夕改，這會讓資本家卻步。攪得資本家不敢投資，那豈不是因國不立信，而會導致民不足食了嗎？這可能就是「民無信不立」的深義吧！我覺得「足食」與「民信」兩者，應該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只有民信之，才能夠足食；也只有足食，才能夠建立人民對政權的信心。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孔子講的「民無信不立」，絕不是指宗教信仰。導師引文的用法，跟孔子原意是有一點出入的。
十二、結語：宗教的作用
（53/2）「宗教情緒的養成，對於民族的強盛，有著怎樣的作用，說來話長！」其作用是：人民能產生熱切向上、向善、向光明的宗教情緒；宗教還能產生人民對社會的責任感、向心力與約束力。例如：人民的行為受到宗教軌範的約束，比較不會越格行事；人民信仰某一種共同的宗教，可以凝聚出向心力，並於必要時，將它轉化成為對國家社會的向心力。
導師在文末勸告現階段的儒者與佛家：（53/6）「儒家與佛教，應該是同病互助的時候。」因為它們都共同遇到了西方強勢文化的掠奪。
在導師的時代裡，談儒家這樣的課題，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當時在台灣，儒者還是強烈希望把儒家當做中國主流文化。到解嚴以後，百家爭鳴，佛教、一貫道與民間信仰的力量壯大，儒家就更不成氣候了。
前兩天，有一位以發揚儒家文化為己任的人，打電話給我說：「將來想要提倡儒家，把儒家的精神企業化。」我說：「希望你成功！不過，不是我澆你的冷水，希望實在很渺茫！」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也是直言不妨，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你自己再想想看。」
像信奉一貫道的張榮發，有這麼大的長榮集團企業，是否有辦法讓底下的人都信奉一貫道呢？沒有。雖然他要主管級的員工一定要去聽道，這些人往往只好隱藏自己的真實宗教信仰，到道場去瞎磨菇。這樣做，當然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
信仰與企業，那是兩碼子事，除非張榮發當初招收員工就擺明了：「只有一貫道信徒才可以進來報考。」否則，要用企業的手法來提倡一貫道，還是不容易的。而且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難道張榮發賺錢，是因為他信一貫道的緣故嗎？不見得吧！他很會賺錢，是因為他很有投資理財、經營企業之道，與他的一貫道信仰無關。近年有人將「亞洲四小龍」（台、港、新、韓）的經濟起飛，歸功於儒家思想，這點我還是懷疑的。即使儒者有心把儒家文化落實在企業中發展，別人還是會認為：該項企業之所以有發展，是因為它有現代企業管理的知識，懂得利用現代科技文明，這與儒家文化並不相干。
民國以來，有兩股儒家勢力：第一個是熊十力一派的新儒家，熊十力是援佛入儒，攻擊佛教的，但是新儒也並不是個個都敵視佛教，如唐君毅這樣的大儒，對佛教也還算是友善的。而且這只是少數幾位學者，在大學校園中曲高和寡，所以並不構成什麼社會力量。其次是先總統蔣公與陳立夫他們，以政治力量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可是解嚴以後，大家接觸到別的思想，立刻紛紛調頭而去。可見得「儒門淡泊，收拾不住。」
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了，解嚴以後，思想上呈現多元化的局面。老實說，以前的政客、帝王，都喜歡起用儒者，現在則不然，治理國政，需要的是各種技術官僚，那些都是受過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者，而不是講尚道德的聖人。儒者在政壇上，終於還是失勢了。在過往於政壇上最風光的歲月裡，儒家尚且不見得能夠壟斷中國思想，更何況是今日呢？
本文對中國主流文化與宗教之間，做了縱切面而綱領性的介紹。導師對中國文化的反省與批判，在本文之中相當清晰，這是研究導師的宗教思想，必須一讀的好文章。
參、問題解答
（一）31/-6的「《山海經》」是什麼？
答：《山海經》記錄各地的山川、文物、部族、祭祀、物產、風俗習慣與一些傳奇怪異，有遠古神話傳說的氣息，不過也有很多值得珍惜的遠古史料。
（二）34/-1「法後王」是什麼？
答：這只是為了凸顯法家不主張「法先王」而已；嚴格講起來，應該不是「法後王」。在當時的法家，是以春秋五霸作為榜樣的。法家的看法是：不必動不動就抬出「先王」那一套；重要的是現時代應該要怎樣因應變局。所以雖然當時法家以春秋五霸的霸業為君王的榜樣，但如果過了那個時代，可能連五霸也要捨去的。法家就是這樣「因應變局」的精神，沒有說要絕對效法哪個帝王。
（三）35/3「性相近」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拿來與「性善」做對比？
答：「性相近」不說本性是絕對的善或惡，類似佛教所說「無記」的狀態；這與性善說當然不同，性善說是全面肯定人性本善的。
（四）35/5什麼是「儒者的中道精神，代以偏激的唯心論」？
答：原來儒者是重視溫良恭儉讓之美德，而不喜偏鋒發展的。孔子遇到那些對他不認同的隱者，也只是幽默地一笑置之。但後來孟子就較為「偏激」，出現了對異端強烈攻擊的態度。「代以唯心論」，是指孟子以後的儒者，改變了先儒務實論政的態度，而喜談性命天道。
（五）42/7南宋以來，是如何貫通和綜合「念佛」與「禪悟」的？
答：這就是「禪淨雙修」的理論，認為：禪宗不礙淨土，淨土不礙禪宗。然而一個是以音聲佛號攝心的，一個是向上提撕而言語道斷的，這兩者怎麼綜合？於是，從持名念佛到實相念佛，那是淨業，也是禪悟。至於禪者，也可以導向「念佛者誰」的話頭以參究之。像這些，都是禪與淨土的結合實例。
（六）43/5「狷道」？
答：「狷道」，語出《論語》〈子路篇〉。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所謂「中行」就是中道。《論語》所謂的「中道」，當然不是佛家「不苦不樂」、「非空非有」的中道。它的「中道」主要是指中庸之道，是執兩端而用中的折衷之道。
孔子說：做為一個老師，若沒有辦法遇到中道性格的學生，退而求其次，也得希望這個學生有「狂」或「狷」的標準。
「狂者進取」。狂者是志氣高昂，有開創性（「有為」），可是行為上稍稍不掩（不太會裝飾）的人。「狷者」，是指行動不夠勇猛，略嫌保守，開創性不足（無法「有為」）的人，但是他最起碼「有守」，不會輕易去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狂者」進取，「狷者」保守，還是各有長處的。
為什麼在本文中，導師特別會講到曾子？原來曾子在孔子門下，是以「孝道」著稱的人。他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他是非常典型的「有所不為」之狷者。《禮記》記載：曾子死前，還要叫他的弟子看看他躺著的蓆子，到底是擺正了沒有？有沒有歪掉？有沒有摺到？一定要端端正正、平平順順，等弟子看過了，確定蓆子平正無誤以後，他才放心地死去。他連死前的這點小節都要一絲不苟，是「狷者」的典型。
子路就是「狂者」的典型。子路是孔子學生中比較「老粗」型的人，很勇猛，也很可愛、天真。他曾經向孔子說：自己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什麼是「暴虎」呢？「暴」就是搏，「暴虎」就是跟老虎肉搏。他可以不用任何武器，而與老虎展開肉搏戰。「馮」就是憑，「馮河」是指不乘任何船隻，就隻身涉河而過。這樣冒險，就是死了，也不會後悔（「死而無悔」），他是性格如此激烈的人。孔子對這種「狂者」的典型，也是很幽默地接納了。
有一次孔子很感慨地說：「我所提倡的政治觀（大學之道──仁道），既然沒有辦法施展開來，那還不如乾脆乘著小船漂流於海上，找一個荒島隱遁終身算了。」然後他幽了子路一默：「看來會跟我一起走的，就是子路。」子路一聽到，就非常高興，孔子接著說：「子路是比我還勇敢的，可是到現在為止，我要做小船的木材還沒有找到呢！」（《論語》〈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註釋：
1.為方便讀者檢閱《我之宗教觀》內容，於引用文字前，加註起首出處，皆以「（頁／行）」表之，並省略書名。
2.為方便讀者檢閱《佛法是救世之光》〈誰是糊塗蟲〉內容，於引用文字前，加註起首出處，皆以「（下十一，頁／行）」表之，並省略書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