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與重生：194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自序

　　但，這一不足之處的存在，其實又是由於侯博士目前在其供職的國史館，所須擔負的各類科研任務，已過於繁忙，才導致他無充分時間，得以撰成上述學者的相關論著，而非他原本的專業治學能力，無法勝任此一必要的論述所致。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傳道法師與江燦騰教授。在目前經濟不景氣，佛教書籍出版不易之際，傳道法師主持的妙心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不可能暢銷的書，在此特別向他表達個人的謝意與敬意。江燦騰教授則是本書的「催生者」，近年來我常向他請教有關佛教史研究相關問題，在本書出版之前，江教授對全書的結構、章節標題、編輯方式等，提供了許多寶貴建議，甚至親自幫忙整編，所費心力不少，在當今學界中，是十分難得的「學術友誼」，在本書出版之際，應當記上一筆。

　　近年來筆者投入研究佛教史，主要是出於對當代佛教發展的關切，而觀察當代佛教，不能僅就當代現象論，必需要兼顧歷史回顧。當代臺海兩岸佛教發展堪稱極盛，但這只是表象而已，有許多蘊藏在表象背後的癥結，都得一一解開；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佛教，距吾人不遠，是許多人經歷過的年代，但卻少有人願意投入研究，這是一種「歷史的缺席」。蓋若不進行研究，則無法進行反思，不容易對目前所發生的怪現象與弊端，進行應有的批判，做出合宜的調適。

　　儘管歷史研究可以不顧當代（現實），但筆者投入歷史工作多年來最大的體會是，史家選擇研究題材，與其關注的焦點息息相關。對我而言，研究歷史不僅僅是為了當代，更是為了將來。過去筆者曾研究發生在1947年2月28日爆發的二二八事件（2011年集結出版《研究二二八》一書），不只是為了釐清1947年的不幸事件，更是為觀察當代臺灣政治與未來發展。研究二二八史如此，研究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佛教也是這樣。這也是筆者多年來從事歷史研究所抱持的一貫原則與態度。

　　194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是筆者近十年來關心的議題之一，現在能將過去十年累積的研究成果出版，算是初步階段性的總結。但筆者也深知其不足，希望能在此基礎上，未來能更上層樓。研究當代佛教史，要有「超越」的眼光，能超越任何意識型態（政治、黨派、教派、宗派等）的束縛，入乎其中，超乎其外。關於這一點，在政治超過一切的中國大陸，恐怕很難馬上做到。希望本書之出版，能觸發「彼岸」學者，產生良性互動。本書是一本生長在臺灣的佛教史研究者，對中共統治下的佛教史之觀察，可以說是「臺灣佛教史研究者眼中的大陸佛教」，這樣的觀察角度，雖有特點，當然也有其侷限，歡迎各方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來討論。

　　張偉然在〈歷史學家缺席的中國佛教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一文中提及，過去中國佛教的研究，一直被視為中國哲學史的一個分支，呈現出來的都偏重在哲學。他呼籲：歷史學家應多參與中國佛教的研究，才能使佛教史研究精緻化。張偉然只提到，歷史學家在中國佛教研究方面不該缺席，筆者則想進一步強調：歷史學家應重視20世紀以來的佛教史研究，因為時代接近，與我們所處的年代關係密切，可以利用的史料多，研究有其迫切性，也有其便利性。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在其研究1968至1980年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失落的一代》一書前言中提到，由於這個議題在中國大陸是「研究禁區」，當有境外學者率先發表研究論文後，某些老知青「受到了鼓舞，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歷，並著手也對這個問題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因為他們是「局內人」，比境外學者有更好的條件來研究這場運動，不能再坐視「那些局外人士評論我們的歷史」。筆者撰寫本書，就大陸佛教界、學界來看，也是「局外人」，「局外人」的視角與觀點，當然與「局內人」不同，希望本書的出版，能推動「局內人」來思考本書所探討的議題。為了怕引起大陸讀者的誤解，請留意本書題名「浩劫與重生」中所包含的意義，筆者所重在中國大陸「如何重生」這一方面；但若欲瞻望未來，對過去若沒有足夠的了解與反省（反思），則一切將只是空談而已。本書既已出版，就已不屬作者個人所有，歡迎關心此議題之學界、教界，不吝賜教，以作為筆者修訂本書及未來繼續進行中共佛教史研究之參考。研究是一種不斷提昇自己學術能量的過程，目前的研究成果，當然仍有許多不足處。在未來，筆者仍會持續關心此議題，希望能再進一步深入、細緻地撰寫相關著作。

　　最後，想在此感謝在本書撰寫過程中幫忙提供資料者，其中包括：臺北華嚴蓮社成一法師、大乘精舍樂崇輝居士、江燦騰教授、闞正宗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羅久蓉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軍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松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業英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康正果教授；而妙心出版社在本書出版過程中，呂姝貞女史的大力幫忙，郭蘭秀居士幫忙校對，更使筆者銘感在心，在此一併獻上我的真誠謝意。

於新北市新店自宅

2012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