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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盡火傳
──開證長老的佛教志業及其開創高雄「新大崗山派」的歷史意義
江燦騰
戰後高雄在地佛教最具影響力的教界領袖之一，也是門下道場遍佈海內外的「新大崗山派」開派祖師開證長老（一九二五∼二○○一），剛在本年四月十四日，於他一手闢建的該派大本山「高雄宏法寺」安祥過世，享年七十七歲，並且他的出家為僧也已達五十一年之多，所以仍稱得上高壽和事業有成的佛門長者。
但，他奮鬥了幾十年，好不容易於去年秋天，才首次促成新、舊「大崗山派」下一百五十餘間各地道場的認祖歸宗與大聯誼會的順利召開，將他致力「大崗山派」整合的生平大願實際推進了一大步。而各方也期待他在今年能再接再厲，使該派的整合有令人更滿意的新發展和新氣象。誰知才僅過了半年多，他就突然匆促入滅。這對很多人來說，似乎來得太過突然，因此頗令人錯愕和惋惜。
特別是，正當臺灣學界對於「新大崗山派」如何進行更精細研究的問題，才在去年的高雄學術研討會上，有極突破性的發展，並期盼在後續相關的探討中，能由於開證長老的協助──因他本身既是開派祖師，又熟記該派各種動態及發展的重要內部資料，所以他既是最權威的該派歷史見證人，也是該派第一手資料的可能提供者。──而獲得更進一步的開展及突破。如今，他既已快速過世，也幾等於同時帶走了大量該派的重要相關史料。
因此，初聽到他的噩耗時，對我們這些研究者來說，那一剎那間，既感難以置信，同時也不禁深深惋惜：今後已無法再從他身上得到更多及更完整的該派內部史料了。
所以，今後唯有期待他的同派長老和門下諸英，都能再繼續和我們學界合作，使高雄地區此一最重要的佛教大法派，得以早日呈現其精細、清楚和完整的發展史全貌。
而我個人，因是作為臺灣第一位從事該派的佛教史研究者，所以也想藉此小文，來向社會大眾介紹有關開證長老的生平佛教志業，及其開創高雄「新大崗山派」的歷史意義。相信這無論對臺灣史研究或認識臺灣本土佛教的發展，都是必要及有幫助的。
只是，在展開說明之前，因考慮到一般讀者，可能對臺灣傳統佛教界有所謂「大法派」或新、舊「大崗山派」等說法，會覺得新奇和陌生。所以底下我把全文分幾個項目來加以說明，或許這樣會使讀者比較容易瞭解當中的意義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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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讀者須知，在臺灣近代佛教的發展史上，最重要的變革現象之一，就是出現了「大法派」的連鎖道場系統。而所謂佛教的「大法派」，是指佛教的寺院或道場本身，在佛法傳承上，既有「法脈」的源流和繼承，同時也擴展了「根本道場（或稱核心寺院）」之外的外圍道場及佈教區域，因此就像有總部和分部連鎖店的跨區域大公司一樣。這在臺灣佛教史上，也遲至日據時代才正式出現，而且目前學界公認的有「四大法派」，那就是：
一、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派，簡稱「月眉山派」。
二、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派，簡稱「凌雲寺派」。
三、苗栗大湖法雲禪寺派，簡稱「法雲寺派」。
四、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簡稱「大崗山派」。
這四個大法派，前三個都在臺灣北部建立核心寺院，才向各地發展。只有高雄州的「大崗山派」，也就是原本開證長老師承的法派，是在臺灣南部建立大本山的，可見它在臺灣南部佛教界的特殊地位和具有的重要意義。
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法派呢？
這是由於臺灣本土的佛教信仰，在日據以前，雖有個別寺院的建立和來自對岸福建的僧侶駐錫，但，因清朝頒有種種宗教法律的嚴苛規定，所以基本上，只能允許有單一性的寺院存在，因此也無法有「大法派」之存在。
直到進入日據時代以後，由於法令解禁，才有來自臺南開元寺的僧侶周義敏和林永定師徒，受聘到高雄的大崗山超峰寺擔任住持。於是敏、定師徒，此後就以該寺為中心，不但將其中興，甚至因此而締造了一個遍及南臺灣各縣市的大法派──「大崗山派」。
所以，高雄「大崗山派」的真正締建者，是來自臺南開元寺的僧侶周義敏和林永定師徒二人共創的。就其歷史淵源來講，也應是近代臺灣本土佛教宗派傳承，歷史最久的臨濟禪宗正統派後裔之一。
因此，高雄州大崗山超峰寺派的興起，其實是劃分了它源自臺南開元寺正統派的舊傳承，以及以新道場、新發展為主軸的高雄大崗山超峰寺的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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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存的「超峰寺」，其實又有新、舊兩「超峰寺」之分。此兩者的區別是：
一、「舊超峰寺」的現址，在今高雄縣阿蓮鄉大崗山上，門牌為崗山村五號。清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由紹光禪師在此結茅為庵而肇始。到了日據時代，才有周義敏上人﹝一八七五∼一九四七﹞和林永定上人﹝一八七七∼一九三九﹞師徒兩人，自臺南開元寺來到超峰寺，將其改建，並開創了「大崗山派」。
二、新超峰寺的現址，是在大崗山下與阿蓮之間的平原上，門牌為崗山村九五號，建寺時間在一九四二年。因舊超峰寺被日本軍部以要塞管制和戰爭需要而摧毀，由陳永達上人，即日後開證長老的剃度師父，率領「大崗山派」的僧尼，在山下平原上另建的。不過戰後只有部份寺眾，回山上重建原超峰寺，另一部份寺眾，則仍住在新址。但，已無復「舊超峰寺」未遷離前的「大法派」影響力了。
不過從以上新、舊超峰寺的簡單區別資料，即不難看出兩寺的地理位置、建寺沿革和在組織的功能上，是有明顯不同的。
而「舊超峰寺」因是「大崗山派」的發祥地，也是日據時期「大崗山派」的根本道場所在地，故不論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及其所發生的組織功能，都不是日後另建的「新超峰寺」所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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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日據後期，整個「大崗山派」是被日僧東海宜誠結合派下僧人開吉所掌控，並成為南臺灣推展「皇道佛教」的集訓中心。而東海宜誠又在高屏地區廣建佛寺，以及吸納臺籍僧人為其門下，以遂行他的「以臺制臺」策略。所以，東海宜誠在日據後期成了南臺灣佛教的最大支配者。
而日後，「新大崗山派」之得以在高雄港都快速崛起，除了戰後的特殊戒嚴環境、工商業的高度繁榮和開證長老及門下諸師的有力推展之外，主要的是在能在戰後初期，透過吸納和重編，成功地接收了東海宜誠離臺後所留下來的宗教權力空缺和廣大的佛教圈。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開證長老日後在佛教事業上所以能大成功，在他的事業前期，可以說不只是得力於師門為「大崗山派」的這個招牌，更重要的是，該派祖師義敏上人和剃度師永達上人，能最先打進高雄港都的佛教圈，並順利地接納了永隆（※東海門下）等人的投靠，所以使得該派教勢的擴張之快，非尋常可比；而開證長老也是因為先有了此一雄厚的師門遺產，才能較之其他「大崗山派」的系統，更具備了日後在高雄港都地區發展的有利條件。
但，也是由於這樣的機緣，開證長老在戰後出家不久，會將自己所創立的第一間寺院，取名為「義永寺」，主要就是感念義敏和永達兩上人的栽培之恩，而其間上下兩代的密切關聯，也就不難看出了。
不過，戰後關於此段歷史的敘述，相當複雜，基於佛教文獻的徵信和學術史正確性的考量，本應在此稍做一些檢討。只是，在此有限的篇幅，不允許長篇細論，所以僅能概括地往下交代。亦即，接著我們必須說明的，就是有關開證長老的出家、創業，以及他和白聖長老的離合關係等問題。否則，既無法說明開證上人是何許人？也無法呈現他在高雄地區的佛教界有何領導地位或實質的影響力？
此外，另有一些相關的佛教型態和關鍵的史實，也須先稍作交代，否則讀者還是不易理解本文所要說明的這一段複雜的佛教史。
再說，在今日臺灣南部的佛教界，社會大眾最熟知，也是名氣最大的，其實應屬星雲法師及其在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闢建多年的佛光山連鎖道場。
至於「大崗山派」或「新大崗山派」的稱呼，除了學術界近年來逐漸在使用之外，大概社會上較被人所知道的，通常是個別寺院：如元亨寺、超峰寺、龍湖庵、宏法寺、高雄佛教堂、興隆寺、屏東東山禪寺；甚至包括龍發堂在內，都是大家常聽到的。
若是要談到南臺灣佛教界的著名僧侶，則過去的永隆、圓融尼，當代的淨心、菩妙、開證和天機尼等，都是僅在佛教圈有盛名，至於在社會上非佛教徒的範圍內，則知名度並不高。
可是，由於臺灣佛教的發展，在當代社會是強而有力的，不但信徒眾多，文化和思想的內容及水準都極可觀，所以彼等縱使僅在佛教圈享有盛名，也是令人無法小看的社會影響力量。特別是，若能透過開證長老的這一條發展線索來觀察，則我們便可清楚地發現
下列情形及其所代表的重要歷史意義：
一、佛光山的名氣雖大，可是，整個「泛大崗山派」的佛教勢力，不論就道場的數量、在各地的紮根之深，都是超過佛光山甚遠的。所以，它其實是一條將被喚醒的本土佛教巨龍！
二、「泛大崗山派」在戰後，實際的幕後領導人，是「中國佛教會」的大陸僧白聖長老；他藉著戒嚴體制的特殊狀況，以傳戒的改造活動和長期的宗教特訓講習，完全操控了此一最大的臺灣佛教本土勢力。所以，一九六○年代以後，星雲在南部的主要對手，就是由白聖所掌控的「泛大崗山派」勢力。而此一對抗的情勢，在白聖死後，依然由其嫡系的淨心、法智等人接棒，繼續與佛光山的系統長期抗衡。
三、開證長老，雖在元亨寺出家，屬「泛大崗山派」系統，但非源出超峰寺永定上人的嫡系，所以另擇在故鄉高雄市內闢建著名的「宏法寺」，以為派下的新根據地；並且他雖曾在白聖座下接受熏陶，卻未被工具化，加上又能效法同區鄰近的佛光山之發展模式，於是也能快速地將本身的佛教勢力擴張到台南縣、屏東縣、台東縣和花蓮縣。所以不論是「新大崗山派」的出現，或是他日後一再矢志要促成「泛大崗山派」的重新整合，其實都含有為師門平反的一定用意在內。
四、開證長老的派系重整，最大的阻力，是因一直缺乏有關該派的清楚系譜和有力的論述，以致遲遲無法使長期分散的各道場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因此，要到前年（一九九九年）底，才委託我在撰寫臺大博士論文的同時，一併撰出他期待已久的《大崗山派法脈傳承史》，然後趁機召開近幾十年來首次成功的「泛大崗山派」的空前大聯誼會。
五、在開證長老晚年，因白聖既已不在人世，影響力大減，而相對的，本身的門下又英傑輩出，雖各有不同風格，但頗能以宣揚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為己任，所以近年來，臺灣當代佛教最具現代性和學術性的各種活動，都是由開證長老及其門下眾多英傑所領導或實際深入參與的。換言之，開證長老的「新大崗山派」已成了當代推動臺灣佛教進步的最大動力之一，這也是我們社會大眾不可對其忽視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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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證長老是高雄市內惟人，日據時期念過小學畢業，所以他會講日語，又因喜歡閱讀漢文醫書，也有一定的識字能力和相當程度的文辭表達能力。所以，在戰後出家的長期歲月中，他除了擅長臺語的佈教演講，也親筆撰下了大量的應酬、弘法和批評教界弊端的文字，在他晚年更集成了七冊的《慈恩集》隆重出版，是相當有代表性的臺灣佛教史料。
在我和他晚年的幾次接觸中，可以發現他有幾項難得的優點，非尋常佛門人物所及，茲分述如下：
一、他非常理性，從不裝神弄鬼，或隨便相信神通和感應。他的文章裡，即出現強烈批評教界此種不當風尚的有力論述。所以，他的態度是注重人文和理性的。這也是為何他會花巨資請專人編輯佛教百科全書的主要原因。同時，在他的門下，也才能有注重知識現代化及態度開明理性的眾多英傑出現。
二、他雖為一派之祖，卻從不以大和尚的派頭出現在信徒或一般人之前。平時，甚至自稱是「小開證」，可見他的謙虛和平易近人。相信也是由於他的這一特質，所以他的道場雖然分布極廣，卻能師徒融洽相處和交棒順利，而無一般道場習見的紛爭和輕易出走的弊端。
三、他的務實與寬容，具體表現他在對不同宗教優點的尊重與學習，決不本位主義或輕易視他教為非，自教為是。並且，他不但能推崇佛光山的星雲法師、還能有過人的義氣，肯為飽受爭議的派下「龍發堂」講幾句公道話。單就這一點來說，其值得尊重，是毫無疑問的。
四、他的宗派意識，是建立在回歸傳統認同感，和以促成未來全派的整合為其最高考量。所以，他是不爭領導權的超然派系領袖，也是「泛大崗山派」最被尊重和推崇的派內大老。若非這樣，他其實不必如此費心在整合「泛大崗山派」這件事上面。
五、他對生死的問題，不但能淡然處之，甚至在生前即預先交代：不須浪費鋪張辦後事，也不必講求風水和特別拘泥擇日下葬的陋習。一切簡單火化處理就行了。在臺灣傳統的僧侶中，可以說很少人能像他灑脫和簡樸到如此程度，所以令人不禁會為之讚嘆不已。
以上是我從幾個方面，分別扼要論述開證長老的生平佛教志業，及其在臺灣佛教史上的重要意義。但，其實更重要的大業是，他不但開闢及留下了極大規模的現成佛教道場和種種佛教事業，同時他也建立一種臺灣本土佛教道場的新典範，即具有了諸如：理性、重智、寬容和樸素等特徵的穩健道風。
所以，未來的「泛大崗山派」的發展，以及他的門下眾多英傑所推動的佛教事業，都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新動向和待寫中的臺灣佛教史的新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