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懷傳道法師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江燦騰

 

  傳道法師(1941-2014)走得很突然,也很令人意外,因此也特別令人惋惜。
  我認識傳道法師已近二十八年,並且,我又是一個專業的臺灣佛教史研究者,所以我對整個臺灣佛教現代史都有涉獵,也因此對傳道法師這個人、他的師門、他的隸屬宗派、或學思歷程、及佛教思想傳承等各方面,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並和他曾多次相互交流。
  我與傳道法師雙方,可以說,已無話不談,但有時,他也會認為,我的批判過於犀利,屢屢勸我要說話委婉一些。可是,我們都知道,他本身就是一尊佛教界出了名的“大砲"。所以,我在以下,概括地把我對他的一些看法與特別感懷之處,在此文中略為述說。
 

一、與傳道法師有關的“新大崗山派"與剃度師開證長老
  我會與傳道法師認識,是由於我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就讀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參與新成立的“東方宗教討論會”每月一次定期舉行宗教論文專題報告的研討會,因而結識了包括藍吉富、楊惠南、李豐楙、顏尚文、王見川等,很多優秀的宗教學者。而傳道法師是因其師,開證長老,要他負責解決《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的棘手編纂問題,因而透過舊識顏尚文的牽線,特別率人北上,來到某次“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月會活動現場,邀請藍吉富先生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於是我才有與傳道法師相互結識的機緣。
  之後,我又因撰寫有關《高雄大崗山法脈傳承史》的機緣,與傳道法師交換他的師門傳承史相關背景資料,而更進一步結識開證長老、以及探明其“祖脈源流”。於是,我在《高雄大崗山法脈傳承史》的論述中,便首次加入“新大崗山派”這樣的新法脈傳承史。
  但是,我所以如此論述的理由何在呢?
  在我之前,“高雄大崗山派”這一名稱,早已在南臺灣佛教界廣為人知,而佛教界的出版商像朱其麟或歷史家兼出版商的藍吉富,都已在相關出版品使用過類似“高雄大崗山派”或“大崗山超峰寺派”的名稱。但,只有到我的手中,才有此一“高雄大崗山派”真正歷史淵源的深入探明。
  我是如此提出“高雄大崗山派”的見解的。我的理由如下:
  在臺灣近代佛教的發展史上,最重要的變革現象之一,就是出現了“大法派”的連鎖道場系統。而所謂佛教的“大法派”,是指佛教的寺院或道場本身,在佛法傳承上,既有“法脈”的源流和繼承,同時也擴展了“根本道場
(或稱核心寺院)”之外的週邊道場及佈教區域,因此就像有總部和分部連鎖店的跨區域大公司一樣。這在臺灣佛教史上,也遲至日本殖民時期才正式出現,而且目前學界公認的有“四大法派”,那就是:
  一、“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派”,簡稱“月眉山派”。
  二、“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派”,簡稱“凌雲寺派”。
  三、“苗栗大湖法雲禪寺派”,簡稱“法雲寺派”。
  四、“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簡稱“大崗山派”。
  這四個大法派,前三個都在臺灣北部建立核心寺院,才向各地發展。只有高雄州的“大崗山派”,也就是原本開證長老師承的法派,是在臺灣南部建立大本山的,可見它在臺灣南部佛教界的特殊地位和具有的重要意義。
  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法派呢?
  這是由於臺灣本土的佛教信仰,在日以前,雖有個別寺院的建立和來自對岸福建的僧侶駐錫,但,因清朝頒有種種宗教法律的嚴苛規定,所以基本上,只能允許有單一性的寺院存在,因此也無法有“大法派”之存在。
  直到進入日本殖民時期以後,由於法令解禁,才有來自臺南開元寺的僧侶周義敏和林永定師徒,受聘到高雄的大崗山超峰寺擔任住持。於是敏、定師徒,此後就以該寺為中心,不但將其中興,甚至因此而締造了一個遍及南臺灣各縣市的大法派──“大崗山派”。
  所以,高雄“大崗山派”的真正建立者,是來自臺南開元寺的僧侶周義敏和林永定師徒二人共創的。就其歷史淵源來講,也應是近代臺灣本土佛教宗派傳承,歷史最久的臨濟禪宗正統派後裔之一。因此,“高雄州大崗山超峰寺派”的興起,其實是劃分了它源自“臺南開元寺正統派”的舊傳承,以及以新道場、新發展為主軸的“高雄大崗山超峰寺“的新傳承。
  但,現存的“超峰寺”,其實又有新、舊兩“超峰寺”之分。此兩者的區別是:
  A.“舊超峰寺”的現址,在今高雄縣阿蓮鄉大崗山上,門牌為崗山村五號。清雍正九年(1731)由紹光禪師在此結茅為庵而肇始。到了日本殖民時代,才有周義敏上人(1875-1947)和林永定上人(1877-1939)師徒兩人,自臺南開元寺來到超峰寺,將其改建,並開創了“大崗山派”。
  B.新超峰寺的現址,是在大崗山下與阿蓮之間的平原上,門牌為崗山村95號,建寺時間在1942年。因舊的原超峰寺,被日本軍部以要塞管制和戰爭需要而摧毀,由陳永達上人,即日後開證長老的剃度師父,率領“大崗山派”的僧尼,在山下平原上另建的。
  不過戰後只有部份寺眾,回山上重建原超峰寺,另一部份寺眾,則仍住在新址。但,已無復“舊超峰寺”未遷離前的“大法派”影響力了。
  可是,其中有一個大的歷史變革因素,是我們必須注意和清楚了解的。
  那就是在日本殖民後期,整個“大崗山派”,其實是被日僧東海宜誠結合派下僧人開吉法師所掌控,並成為南臺灣推展“皇道佛教”的集訓中心。
  而東海宜誠又在高屏地區廣建佛寺,以及吸納臺籍僧人為其門下,以遂行他的“以臺制臺”策略。所以,東海宜誠在日本殖民後期成了南臺灣佛教的最大支配者。
  而日後,“新大崗山派”之得以在高雄港都快速崛起,除了戰後的特殊戒嚴環境、工商業的高度繁榮和開證長老及門下諸師的有力推展之外,主要的是能在戰後初期,透過吸納和重編,成功地接收了東海宜誠離臺後,所留下來的宗教權力空缺和廣大的佛教圈。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開證長老日後在佛教事業上所以能大成功,在他的事業前期,可以說不只是得力於師門為“大崗山派”的這個招牌,更重要的是,該派祖師義敏上人和剃度師永達上人,能最先打進高雄港都的佛教圈,並順利地接納了永隆
(※東海門下)等人的投靠,所以使得該派教勢的擴張之快,非尋常可比;而開證長老也是因為先有了此一雄厚的師門遺產,才能較之其他“大崗山派”的系統,更具備了日後在高雄港都地區發展的有利條件。
  但,也是由於這樣的機緣,開證長老在戰後出家不久,會將自己所創立的第一間寺院,取名為“義永寺”,主要就是感念義敏和永達兩上人的栽培之恩,而其間上下兩代的密切關聯,也就不難看出了。
  然而,開證長老,雖在元亨寺出家,屬“泛大崗山派”系統,但非源出超峰寺永定上人的嫡系,所以另擇在故鄉高雄市內闢建著名的“宏法寺”,以為派下的新根據地。並且,他雖曾在白聖座下接受薰陶,卻未被工具化,加上又能效法同區鄰近的佛光山之發展模式,於是也能快速地將本身的佛教勢力擴張到臺南縣、屏東縣、臺東縣和花蓮縣。
  所以不論是“新大崗山派”的出現,或是他日後一再矢志要促成“泛大崗山派”的重新整合,其實都含有為師門平反的一定用意在內。
  可是,開證長老的派系重整,最大的阻力,是因一直缺乏有關該派的清楚系譜和有力的論述,以致遲遲無法使長期分散的各道場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因此,要到1999年底,他才委託我在撰寫臺大博士論文的同時,一併撰出,他期待已久的《大崗山派法脈傳承史》,然後他也趁機召開近幾十年來,首次成功的“泛大崗山派”的空前大聯誼會。
  但,他奮鬥了幾十年,好不容易於2000年秋天,才首次促成“新、舊大崗山派”下150餘間各地道場的認祖歸宗與大聯誼會的順利召開,將他致力“大崗山派”整合的生平大願實際推進了一大步。而各方也期待他在2001年能再接再厲,使該派的整合,令人有更滿意的新發展和新氣象。誰知,僅只過了半年多,他就猝然地入滅了。這對很多人來說,似乎來得太過突然,因此頗為令人錯愕和惋惜。
  特別是,正當臺灣學界對於“新大崗山派”,如何進行更精細研究的問題,才在2000年的高雄學術研討會上,有極突破性的發展,並期盼在後續相關的探討中,能由於開證長老的協助──因他本身,既是開派的祖師,又熟記該派各種動態及發展的重要內部資料。所以,他既是該派的權威歷史見證人,也是該派第一手資料的可能提供者──而獲得更進一步的開展及突破。因而,他的快速過世,也幾等於同時帶走了大量該派的重要相關史料。
  當時,我初聽到他的噩耗時,在那間,既感難以置信,同時也不禁深深惋惜,已無法再從他身上得到更多、及更完整的該派內部史料了。不過,我當時,還有一線希望,就是期待與他同派的長老們或門下諸英,像傳道法師等,都能再繼續和我們學界合作,使高雄地區此一最重要的佛教大法派,得以早日呈現其精細、清楚和完整的發展史全貌。
  可是,由於相關因素已逐漸轉變,因此不論新或舊的“高雄大崗山派”,都出現巨大的逆轉。例如開證長老是2001年入滅,但是接他的相關道場事業是門下有大學畢業學歷的傳孝法師,也於2011年5月入滅。雖在身後留有超過百億的寺產,卻是紛爭不斷,難有作為。法智法師
(1933-2003),也是在2003年7月即入滅。新住持天池法師,卻是到2007年,才有能力接任。更意外的是,傳道法師也於2014年12月30日,就意外入滅了。
  所以,有關從開證長老滅到傳道法師入滅的這一段期間
(2001-2014),我所能敘述的,大都只是一些與傳道法師有關的事情而已。
 

二、我記憶中,幾件印象比較深的“傳道法師印象”
  對於了解傳道法師這個人的生平、僧侶生涯、佛教理念、事業成就,目前已有幾本著作,是很有代表性的:
  1.闞正宗、卓遵宏、侯坤宏訪問,《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
  2.林建德編,《法喜與悲願:傳道法師七秩祝壽文集》,臺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2011。
  3.伍麗滿,〈臺南妙心寺對印順「人間佛教」的落實與弘展〉,新竹: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2007年碩士論文。
  至於我個人所知,有幾個主要的“傳道法師印象”,茲概述如下:
  1.他是日本傳入的“尿療法”長期忠實實踐者,他還在早期佛教經典中,找出“陳棄藥”的使用依據。
  2.他對妙心寺前廣場上石板間的有機草坪鋪設,是臺灣佛教道場中,最具環保新觀念與新作法的。
  3.他的“文教大樓”是新觀念的多元性功能文教大樓建築,具有豐富的文物蒐藏與良好的展出功能。
  4.他和我都支持昭慧比丘尼提倡的“廢除‘八敬法’”主張,這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大突破。
  5. 但,我也曾在我的“臉書(facebook)”如此批評他:
  
剛過世不久的臺南妙心寺主持釋傳道比丘,在2014年2月10日,特地寄來二本影印的舊書,作者都是李岳勳,是在日治時期受教育,戰後自己自修的勤奮民間學者。書名分別是『禪在臺灣: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與歷史的研究』臺中: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1972年5月,林錦東發行。有接近三十幾萬字。以及『

被遺忘的歷史與靈性的象徵:魍港媽祖』,嘉義:蚊港太聖公管理委員會出版,1986年5月,蔡武雄發行,有十幾萬字。
  這兩本書,他是視為至寶的臺灣鄉土史料,所以好幾年前,他就一再對我提起。我因沒有看到原書內容,所以都不予置評。林美容教授與陳玉峰教授,則深信不疑。後來,他書寄來了,內容的論證邏輯如下:
  禪宗的『馬祖』就是『媽祖』的原型與歷史發展,所以臺灣有『媽祖』信仰,其實就『馬祖禪』在臺灣的歷史流傳史。
  可是,李岳勳根本都沒有參考李獻章的著名博士論文『媽祖研究』這一巨著,所以內容就只是根據『天妃顯聖錄』一書的內容,毫無學術嚴謹度與應有的史料相關可靠性的鑒別度,七拼八湊,天馬行空,牽強附會,就一路書寫成書。
  所以,我一直到傳道法師過世之前,都不想告訴他,我上述的真正想法。
  我只是奇怪,歷史的論證可以如此草率嗎?為何這樣的書,還大量發行?我真的百思不解。
  媽祖的研究,其實已走得很遠了……

  我後來知道,邱敏捷教授與黃文樹教授兩人,也有和我同樣的遭遇,而最後也是採取和我同樣認知的立場。這大概是傳道法師生平的少數挫折之一。
  6.可是,我最佩服的,是他說的“臺語”之流暢,真的好到讓我沒話說。我此處特摘錄一段舊文,好讓本文讀者,也見識一下,他的道地“臺語”之驚人魅力:
  
對於那些不曾親耳聽過傳道上人用道地、漂亮、流暢的“臺語”弘法演講的人,由於彼等很可能只能單靠閱讀來瞭解本書(※傳道上人的《妙心文集》),彼等雖也可能同樣會有驚豔或意外的收穫,但這就像空有人間絕頂美味,若無香氣撲鼻的嗅覺感受,而只是單靠敏銳的舌尖去品嘗,其將無法領會全部的絕頂佳趣則是無疑的。
  事實上,以我個人長期在大學講課的觀察來說,每當我在新學期播放相關的錄影帶給班上的學生欣賞時,其中最能讓學生不打瞌睡的,就是當傳道上人用磁性的“臺語”說旁白之時,因我發現只要他的聲音一出現,學生就會一直豎耳傾聽下去,可是等到換了別人開講,學生就紛紛打瞌睡了。──由此可以看出:傳道上人的“臺語”魅力,不只驚人,而且在當今臺灣佛教界也應是頂尖高手,故十分珍貴和值得稱許。也由於他的“臺語”演講是如此特別和罕有。
  故我建議將來傳道上人可發行有聲的光牒版,讓過去從未聽過的讀者除了能用眼睛讀文章以外,還能用耳朵傾聽傳道上人原味的第一流“臺語”演講,相信這時讀者能體會到的“法喜充滿”,將是真正的酣暢淋漓十分過癮,而不只是像一般 的平常感覺而已。

2015年1月28日